第四十二章大津事件年的新年正日，天皇操持了传统仪式，谁知才过了两天便患上了重病。一场流行性感冒席卷全国，甚至连皇室都没能幸免。首先病倒的是一些宫女，接着是皇后，最后是天皇，这场病使天皇卧床四十天。尽管生病期间朝廷官员一直向他汇报需要注意的事项，但直到2月16日天皇才恢复工作。这场流行病让天皇身边的人成为了受害者。1月22日，元田永孚在患病一周后离世。天皇一得知元田身体不适，立刻派欧文·贝尔茨医生前去问诊，并多次询问元田的情况。21日传来了元田病危的消息，为表彰二十年来担任侍讲和儒学顾问所做出的贡献，天皇授予他男爵爵位和从二位官阶。明治派枢密院顾问官井上毅到元田的病床前传达这个消息。“永孚感泣，合掌稽首谢天恩厚重”，不久后病逝。元田向天皇传授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应该忠诚履行天职的儒学信仰。即使成年后，天皇仍就国策征询元田并尊重元田作为导师所提出的意见。尽管元田（和早期的儒家学者不同）对西方颇有了解，但他基本上属于保守派，不愿承认新学说的价值。在此方面，他似乎并没有对明治造成影响，但天皇特别奉职敬业、反感奢侈浪费、决心与民同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导师。伊藤博文得知元田病逝的消息时，劝说天皇不要安排继任之人。“永孚之业永孚始能为之。虽硕学博识不能代。”这场传染病持续到了2月。2月18日，三条实美病逝。就在前一天，天皇得知三条病情恶化，决定在三条临终前必须去探望。没等到召集好护卫队，天皇便和三名侍从在仅有两名护卫和三名骑兵的保护下，出发前往三条的宅邸。在此之前，天皇已派宫内大臣传诏书，称赞三条取得的成就，授予他正一位官阶。天皇担心，如果他亲自颁发这一诏书，三条可能会起床接旨，反而加重病情。在被领进病房后，他询问三条感觉如何。三条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病情，而是对天皇一直表现出来的宽厚仁爱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对自己躺在病床上接待天皇深感愧疚。他恳请天皇宽恕。天皇在短暂探视后离开，但随后颁布了一道诏书，其中说自己深受三条的恩惠，称三条为良师、慈父。这些话让人回想起他在岩仓具视死后所说的哀悼之词，但他对二者的感情无疑是有差别的。在王政复古之前，三条是尊王攘夷派的急躁冒进的公卿。年，他粗野地迫使孝明天皇非常不情愿地参拜石清水八幡宫，恳请进行攘夷。第二年，他与另外六名激进的公卿一起逃到长州，以反对朝廷的公武合体政策。那时明治年幼，还未能完全了解这些忤逆天皇的事件，但不管怎么说，他都已经原谅三条很久了。在王政复古后，三条与之前截然不同。因优柔寡断而出名的他似乎无法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相较于岩仓、木户或伊藤，明治对三条的依赖当然要少得多；三条在政府中居于高位主要是因为他是高级贵族。鲜有公卿对新政府的成立做出贡献，心里常常重视家世门楣的天皇，或许对三条评价得更高。天皇以国葬之礼，将其葬在东京的护国寺。尽管三条并没有做任何逢迎平民百姓的事情，但据说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当送葬队伍经过时，他们洒泪哭泣。由于天皇和皇后抱病称恙，年度第一次诗会（通常在新年过后不久举行）直到2月28日才举办。天皇以“社头祈世”为主题作诗一首：满腹虔诚意且求民安人心顺万世太平开伊势神灵安在哉永保我国昌隆态这首诗歌名为《述怀》，在以传染病和两位亲近人士离世而开启的一年，天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忧惧之情。然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1月9日，身患流感的天皇收到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计划访日的消息。毫无疑问，天皇龙颜大悦。尽管日本与俄国就北方诸岛的所有权问题发生冲突，但俄国是近邻，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天皇曾接待过其他皇室贵宾，但尼古拉将会成为进行国事访问的最重要人物。作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的长子，尼古拉有朝一日将成为全俄罗斯皇帝、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统治者。尼古拉将和表兄希腊乔治（George）王子一同访日。谢尔盖·维特（SergeiWitte）——当时可能是俄国政府最有能力的人——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两位王子此番行程的背景：当他（皇太子）成年后……皇室决定送他出国，以提高他的政治发展。此时，沙皇有了派皇太子去远东的想法。皇太子在弟弟乔治的陪同下踏上了此次远东之行，乔治在行程结束前就已经返程，因为他出现肺痨的症状，不是怕冷就是心不在焉。此外，陪同皇太子的还有希腊的乔治王子，但大公或王子们可不能以乔治王子的行为作为榜样。期待这次访问的日本人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东京，皇室贵宾将下榻在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位于霞关的西式宅邸，这套宅邸花了两万日元的巨款进行修缮和装修。英国公使的妻子玛丽·弗雷泽描述了东京对即将到来的访问所表现出来的激动之情：为这次皇室访问，日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位于海边的宫掖都进行了重新布置，修饰一新，他们还修建了凯旋拱门、灯饰和宫廷舞厅。天皇打算以异常慷慨的方式来宴请和招待贵宾。4月27日，尼古拉及其随行人员抵达了长崎。他们于去年11月离开圣彼得堡，在的里雅斯特（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登上“帕米特·佐瓦”号（PamiatAzova）军舰。在抵达日本前，他们乘坐军舰一路经过许多国家和城市，包括埃及、孟买、锡兰、新加坡、爪哇、西贡、曼谷、香港、广州和上海。尼古拉原打算访问日本的不同地区，然后前往海参崴，在那里出席乌苏里江铁路（该铁路连接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开工仪式。派遣年轻的尼古拉（他当时二十三岁）进行此次远东之行，无疑反映出俄国对东亚的兴趣日益浓厚。在长崎，尼古拉受到了国宾级接待。炽仁亲王的弟弟威仁亲王带领着欢迎队伍，在俄国王子访日逗留期间全程陪同。此次接待尼古拉可谓是规模宏大，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周密的部署，甚至在王子们游览各个城市期间，每到一站应提供哪种茶品或糕点都安排得面面俱到。不过，年轻的尼古拉似乎希望得到除茶品和糕点以外的其他东西。在登陆长崎的前一晚，尼古拉读到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Chrysanthème），这本书似乎激起了他想获得一个临时日本“妻子”的愿望。在抵达长崎的当天晚上，他会见了驻扎在稻佐地区的八名俄国海军初级军官，并得知他们都娶了日本妻子。他感慨道：“我也想效仿他们。”之后，他补充说：“但是在圣周（耶稣受难周）即将到来时，思考这样的问题真是太羞愧了。”5月3日是复活节，预计尼古拉将在祷告中度过复活节前的一周。得知这一消息，日本政府在5月4日以后才安排了官方活动，但尼古拉迫不及待地想要参观城市，他没有专心致志地在船上做祷告，而是坐着人力车偷偷跑去观光。街道、房屋干净整洁，人民友好和善，让他感到很欣喜。他每到一处，都有日本便衣警察尾随其后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对尼古拉何时去了哪里、在纪念品商店买了什么等一举一动都进行了秘密翔实的报告。尼古拉效仿洛蒂，在右手臂上纹了一条龙。那花费了七个小时，从晚上9点直到次日凌晨4点。5月4日，尼古拉的活动不再受到宗教方面的限制，他受到了长崎市民热情无比地欢迎。三十多年来，俄国太平洋舰队和长崎市的长期联系使得长崎市民对俄国人态度友好。在日记中，尼古拉对会说俄语的人数感到大为吃惊。当天，长崎市知事举办了豪华的日本宴会来招待尼古拉。饭后，他和希腊王子观赏了有田陶瓷和其他日本艺术品，随后参观了诹访神社——长崎市的代表神社。之后，他们回到了军舰上。然而，当天晚上，尼古拉和乔治偷偷溜上岸，去了稻佐。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常驻此地的俄罗斯军官及其日本妻子。艺伎为他们表演了舞蹈。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喝了一点酒。对于秘密警察报告的那晚消遣活动的具体细节，尼古拉并没有记录在日记中。秘密警察提到，俄国人受到来自丸山的五名艺伎的款待。酒宴过后，艺伎们翩翩起舞，两位王子唱起俄国歌曲。那天深夜，他们去了一个叫做诸冈松的女人经营的一家西餐厅，直到凌晨4点才返回军舰。其他消息称诸冈在其宅邸的二楼为两位王子安排了私人娱乐活动。但相关女人的姓名有争议。对于离开长崎，尼古拉深表遗憾，他尤其称赞长崎市干净整洁。下一个停靠港是鹿儿岛，但萨摩藩仇视外国人是出了名的，这个选择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从岛津忠义拒绝剪发或拒穿欧式服装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特别保守，并且他不喜欢外国人。但当他得知俄国王子将要访问日本时，决定邀请王子来鹿儿岛。5月6日，俄国人抵达了鹿儿岛。岛津忠义采用的是早年间的款待方式。当尼古拉到达忠义的宅邸时，忠义和一百七十名年长的武士穿着传统的盔甲出门迎接。忠义六岁的儿子忠重领舞，武士们跳起了带有战争色彩的舞蹈，忠义则表演骑马射箭。鹿儿岛的款待让尼古拉很开心。尤为高兴的是，在鹿儿岛市看不到其他欧洲人，这证明该地区仍然“未遭破坏”。他享用了精致的日本料理，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岛津忠义的保守主义感到很满意，这很符合他的品味。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深受感动：陪同皇太子的乌克霍托米斯基（E.E.Ukhotomskii）王子抱怨说，鹿儿岛是武士主义和仇外主义的诞生地，是神道教和封建传统的温床。他觉得武士舞蹈的音乐很阴郁，武士发出的喊杀声有些粗腔横调。但是，尼古拉与岛津家族建立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中一直维持着。当天黄昏，俄国军舰离开了鹿儿岛。5月7日和8日是在海上度过的。“帕米特·佐瓦”号穿过下关海峡，经过濑户内海向神户驶去，9日晌午刚过，军舰抵达神户。在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参观神户市的名胜后，俄国人登上了前往京都的火车，并于当晚抵达京都。尼古拉很喜欢京都。他把京都比作日本的莫斯科，意指这两个城市都曾是首都。他下榻在一家现代酒店——常盘酒店，但却拒绝使用为他准备的西式客房，而是偏爱于日本传统客房。那晚，尼古拉突然说他想观看“京女郎”跳舞。于是，他被领到祇园的中村楼，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第二天是在观光和购物中度过的。尼古拉参观了京都御所、二条城和最大的两个佛教寺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他观看了飞鸟井家族成员表演的蹴鞠和弓术。无论看到什么，他似乎都很欣喜；不用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群的欢迎。他花了一万日元购买艺术品；在西本愿寺，他为救济穷人捐了两百日元。每进入一栋建筑物之前，他都询问是否要脱鞋，周全的考虑给日本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次日上午，尼古拉、乔治和随行人员离开京都的酒店，前往大津欣赏琵琶湖和周围群山的美景。尼古拉身穿条纹羊毛西装，戴着一顶灰色的圆顶高帽，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京都和滋贺县的边界立着一个常青树拱门，顶上穿插着日本、俄国和希腊的国旗。这一行人经过拱门时，受到了沿路排成一列的大津市军队指挥官、滋贺县警察局长、大津市官员、教师、学生等的欢迎。这一列长长的人力车队伍延伸超过百米。和尼古拉访问过的其他日本城市一样，他们一进入大津市，人群就欢呼起来，挥舞着旗帜。队伍首先到达三井寺，皇室贵宾在那里参观了寺院的珍宝并听了有关寺院悠久历史的介绍。他们从寺院远眺琵琶湖的美景，不过一会儿，他们就被护送着来到湖边，登上“保安丸”号。这艘精心装饰着绿叶和鲜花的船只驶向唐崎神社，随着外国王子的靠近，神社燃放起（既有景又有声的）日景烟花，欢迎他们的到来。在神社参观完盔甲展后，他们返回“保安丸”号，回到了大津。西南战争时期的津田三藏皇太子在县厅享用午餐。1点半，他和随行人员踏上了返回京都的归途。滋贺县和京都的警察及文官坐着四辆人力车为这一行人开路。尼古拉坐在第五辆人力车里，乔治坐在第六辆，威仁亲王坐在第七辆。曾有谣言说，那天俄国王子可能会发生不测之事，因此，沿路都部署了警察。队伍勉强穿过狭窄街道两旁的人群，在离开县厅、经过六七个町时，突然一个警察跳了出来，用军刀砍向皇太子的头部。第一刀砍落了皇太子的帽子，擦伤了前额。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坐着人力车，沿着同一条街道返回。街道两旁的人群排成一列。我们左转，驶入了狭窄的街道。就在那时，我的右太阳穴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感。我转过身，一个丑到让我反胃的警察用双手挥舞着一把军刀，正准备对我进行第二次袭击。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我跳下人力车，落到平整的路面上，大声叫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个恶棍追着我跑，没有一个人试图阻止他。我一边把手按在流血的伤口上，一边尽全力快跑。我本想躲在人群中，但却没法那样做，因为日本民众惊慌失措，四下逃散。我一边跑，一边再次回头，看见乔治跟在这个追我的警察后面。在跑了大概有二十米远后，我在一个狭窄巷道的角落里停下来，转过身。袭击结束了，我大松了一口气。乔治用他的竹拐杖击倒这个恶棍，多亏了乔治，我才能活下来。当我回到事发地点，我看到人力车车夫和几个警察拖着恶棍的腿，其中一个人用军刀朝恶棍的脖子挥去。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一脸的茫然。我没法理解，为什么乔治和我还有这个疯子，就我们三人在大街上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跑过来帮我阻止这个警察。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护卫队中没有人过来帮我。有栖川宫亲王坐在这个队列的第三辆人力车上，他可能什么也没有看见。为了让他们放心，我故意尽可能久地站立着。尼古拉的叙述应该说很清楚，但是，多名其他证人的证词则明确地证明他的几个细节有误。他说是乔治击倒了警察，并说当他和乔治遭受生命危险时没有人来帮他们，这是不准确的。在审判时，证人证实乔治的确是第一个抗击袭击者的人。他那天购买了一根竹拐杖当纪念品，他用的正是这根竹拐杖。不过，竹拐杖并没有绊倒袭击者，只是让袭击者退缩，但这使得尼古拉的人力车车夫有充分时间抓住袭击者。军刀从这个警察的手中跌落下来，乔治的一个车夫捡起军刀，朝袭击者的脖子和背部砍去。不久，这两名人力车车夫在救助俄国王子的性命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也得到了俄国民众的承认。尼古拉叙述中的错误可能归因于他极度激动和受了伤，但他对人力车车夫给予的奖赏证明他后来承认他们勇气可嘉。尽管如此，在每年的5月11日——大津事件周年纪念日，尼古拉都在祷告中感谢乔治（而非车夫）救了他的命。然而，我们可以推测，被人群所抛弃的感觉使尼古拉对日本产生了怨恨。这些人群关心自身的安危胜过从一个疯子的手中拯救两个手无寸铁的人的命。他在日记中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这种迹象；相反，日记中提到，当他看见日本民众沿街而跪、双手合十祈祷、为降临在他身上的灾难致歉时很受感动。此外，在遭到袭击后，他立刻安慰威仁亲王，说微不足道的伤口一定不会使他对日本怀有恶感。然而，在回忆录中，维特伯爵对王子的反映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在我看来，袭击让皇太子对日本和日本民众产生了敌意和蔑视，这可从官方报道中看出来。在官方报道中，他称日本人为“狒狒”。如果不是因为他认为日本人是一个让人讨厌、卑劣可鄙、软弱无能的民族，俄国巨人一举便可摧毁，我们也不会采取一项导致我们与日本爆发不幸战争的远东政策。维特自身对尼古拉二世存有的“敌意和蔑视”可能使他在叙述中有所渲染，但他非常了解尼古拉二世，不可能虚构出这些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津事件看起来可能无足轻重，但却是引发十三年后日俄战争的重要一步。行刺未遂的消息最初传到东京时被极度夸大。据玛丽·弗雷泽所说，第一封电报是这样描述的：“头部两处深伤，不能愈合。”之后，她是这样转述接下来的电报的，“他受了重伤。可怜的年轻人。但没有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写的那么严重。”即使后来大家都清楚尼古拉轻伤痊愈，但日本人还是深感震惊。民众的情绪很可能以担忧为主。很多日本人确信袭击皇太子可能导致与俄国开战，而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不是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对手。也有人意识到，这给日本作为一个文明、现代国家的声望造成了沉重一击。玛丽·弗雷泽是这样描述行刺事件的：要是发生在欧洲，这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不幸，但也就仅此而已。欧洲人不会从中得出什么推论；面对着该国的惊恐失措，敌国也不会使劲炫耀这道伤疤，并由此呼吁文明人不应与这个国家结交友谊，和这个国家订立条约是荒谬的，与这个国家谈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但可怜的日本所发生的一切，都因这道伤口而苦恼，但最让她痛苦的是给国家的荣誉造成了创伤。那位受到天皇欢迎的贵宾遭到了背弃。明治收到的关于大津事件的第一条消息，来自于威仁亲王在行刺发生二十分钟后发送的电报。电报上说俄国王子受了重伤，并要求立刻派陆军军医总监桥本纲常奔赴现场。一小时后，威仁向天皇发送私函，请他前往京都。天皇闻讯大惊，在与总理大臣和其他内阁成员商议后，立即派能久亲王奔赴京都。他还命令桥本和其他几名医生（包括他的御医）立刻赶到受伤王子的身边。随后，他通知威仁亲王，自己将于次日早上亲赴京都探望皇太子。明治还向尼古拉发送了一封电报，对“亲密朋友”遭受行刺深表痛惜和愤怒，并祝愿他早日康复。皇太子回函说，让天皇担心他深感愧疚，还说他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明治还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送了私函，告知了其子受伤的事情。皇后也向俄国皇后发送了类似函件。天皇按计划动身前往京都，他于早上6点30分离开新桥站。当晚抵达后不久，他便前往俄国王子养伤的酒店请求探望。俄国公使拒绝了明治的请求，解释说深夜造访对病人不利。这一定是明治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被拒事件之一，但他没有坚持，而是说明早再来探视。同时，天皇派来的医生请求查看王子的伤口，但俄国医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伤口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不希望拆除绷带。他们还说，王子不愿让其他医生进行检查。第二天，日本医生再次来到酒店时再次遭到了拒绝，因为王子将于该日转移到“帕米特·佐瓦”号军舰，俄国医生不允许他们对王子进行检查。第二天一早，天皇离开住了一宿的御所，前往酒店探望尼古拉。乔治王子接待了天皇，领天皇来到受伤王子的客房。天皇对该事件表达了痛惜之情，并对尼古拉的父母深表同情，他们远离儿子，一定非常担心。他向王子保证会立刻严惩凶手，并希望王子早日康复、日后能访问东京和参观日本其他地方的观光胜地。尼古拉回答说，他感激天皇和日本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友善，他受的只是轻伤，不会因此改变这种感激之情。至于访问东京，他必须等待俄国方面的指示。是日，尼古拉将从京都去神户。他遵照母后的命令，准备回“帕米特·佐瓦”号军舰进行休养疗伤。天皇得知王子正准备返回军舰，大吃一惊，意识到这意味着王子将不会访问东京。他派伊藤博文请求俄国公使劝说王子留在日本。公使解释说，俄国民众非常担心王子的安全，尤其是沙皇和皇后深表忧虑。尽管王子本人希望前往东京，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服从父母的安排。最后，公使含泪恳请伊藤让天皇把王子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陪同王子前往神户，以确保王子的安全。伊藤同意向天皇传达公使的请求，并说天皇宅心仁厚，预计将会恩准。天皇虽然很失望，但还是同意了公使的请求。他令马车停在王子的酒店，他们一起前往火车站。在乔治王子和威仁亲王的陪同下踏上了专列。火车戒备森严，从火车站到“帕米特·佐瓦”号停靠的港口的一路上都排列着警察。到神户后，天皇一路陪同皇太子到码头，他们在码头握手挥别。这并不是这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5月16日，尼古拉向明治发函一封，告诉明治他将遵照父皇的旨意被迫于19日离开日本。天皇邀请尼古拉于19日在神户共进午餐，但尼古拉回复说医生告诫他不要离开军舰。尼古拉也邀请天皇在“帕米特·佐瓦”号共进午餐，天皇应允。内阁成员获悉邀请的消息时极为震惊，他们都回想起朝鲜的兴宣大院君是如何被清朝人绑架，如何被抬上一艘船，然后在清朝监禁了三年。他们坚信俄国人（当时俄国停靠在神户港的船只要比日本的多）将会掳走天皇。对于内阁成员的反对，天皇平静地表示无论如何他都将前往，他回答说：“岂敢为如尔等忧虑之蛮行？”5月18日，在炽仁亲王和能久亲王的陪同下，天皇登上了俄国军舰。午餐进行得很顺利。之后，俄国公使奏报说，他第一次听天皇这样大声说话。天皇为大津事件道歉，皇太子就此事回答说，每一个国家都有疯子，不管怎样他受的是轻伤，天皇无需多虑。用餐时，他们按照俄国的抽烟风俗，向彼此递烟。当天下午2点，天皇离开军舰；几个小时后，军舰向海参崴驶去。能久亲王遵照天皇的旨意，登上“八重山”号军舰来给俄国军舰送行，直到军舰航行至下关。天皇亲访俄国军舰一事在平安无事中落下了帷幕。也许此次亲访有利于这两人言归于好和擦除尼古拉脑海中的痛苦回忆。从天皇这一方来说，此行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再次表明无论大臣们持何种意见，天皇都会下定决心做自己认为必要的事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这一事件的焦虑情绪升温。受此事件影响最深的人大概是皇后。弗雷泽夫人写道：在此期间，有一个人既无法帮助可怜的年轻王子，又无力惩处行刺者：勇敢而温柔的皇后。她忘记了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自制，忘却了她在一生中的任何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符合其身份的高度冷静，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她整夜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她内心涌上悲伤之情，痛哭不止……她唯一想到的就是那个年轻人——还有他的母后。整个日本似乎都陷入到悲伤苦恼之中。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在其名为《勇子：一个美丽的追忆》（Yuko:ARemembrance）的文章中描绘道：城市静得出奇，似乎在举行一个庄严肃穆的全体哀悼，甚至连流动商贩也压低嗓门，用比平常低得多的声音叫卖。平常从清晨到深夜都挤满人的剧院也都关闭了。关闭的还有每一个游乐胜地、每一场展出——即使是花展也不例外。同样关闭的还有所有的宴会厅。在寂静的艺伎街区，就连三味弦的叮当作响声也听不到。大型酒馆里没有饮酒狂欢者；客人们用低沉的声音交谈，甚至是大街上遇见的一张张面孔也不再露出惯有的笑容。布告上公布说宴会和娱乐活动无限期推迟。对于“全民自发想要弥补错误的愿望”，小泉八云继续进行了描绘。富人和穷人把身上穿戴的最值钱的传家宝和最宝贵的家藏珍宝摘得干净，将它们送到“帕米特·佐瓦”号。最让小泉八云感动的是“一个叫勇子的侍女（勇是昔日武士用的名字，意味着勇敢）”。他写道：四千万人沉浸在懊悔伤心之中，但她做得比其他人多得多。为什么西方人完全不明白呢？西方人又怎么会完全明白呢？我们只能模糊地猜测，她的身心被情绪和冲动所支配。5月20日，勇子在京都府厅前捅喉自杀，享年二十七岁。人们在她身上发现了遗书，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用小泉八云的话说）：“民女献上微躯贱命，以此谢罪，恳请天子勿再伤忧懊恼。”不久，日本人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以此缅怀。全国各地的民众向“帕米特·佐瓦”号赠送礼物，数量之多，造成“军舰很可能因这些礼物而沉没”。日本民众还向王子发来成千上万封电报，表达对大津事件的愧疚和悔恨之情。与向俄国王子表现出来的无限怜悯之情相比，日本民众对刺杀未遂者津田三藏怀有的只有仇恨。山形县金山村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居住在村子里的任何人以津田作为姓氏或者以三藏取名。虽然津田只是一名警察，但他出生在一个效忠于医师世家（该医师世家是伊贺的大名）的武士家庭。津田出生于年12月（按阳历算是年1月下旬）。小时候在藩立学堂就读，学习中国经典著作和武术。年，津田应召入伍，随后在西南战争中表现出色，获嘉七等功勋，并晋升为中士。年，他退伍并成为了一名警察，刚开始在三重县任职，而后在滋贺县。人们对他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不善社交。津田的动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贝尔茨医生做了最简单的解释：也许行刺者只是黑若斯达特斯（Herostratus）那一类的人，渴望出名。但是，毫无疑问，多年来日本对俄国的仇恨之情有增无减，这必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俄国在不断扩张，吞并了弱小的邻国。这让日本焦虑不安。其他消息称，津田对将库页岛割让给俄国深感愤怒，坚信俄国王子此行是为了打探日本的虚实，为入侵日本做准备；尼古拉先去长崎和鹿儿岛消遣娱乐，而非首先前往东京会见天皇，让津田感到十分恼怒。对津田的动机做出的最有趣的解释是：津田笃信谣言，认为西乡隆盛并没有死，并将和俄国人一同回到日本。参加过西南战争的津田不希望西乡归来。他甚至担心自己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殊荣可能会被剥夺。在庭审时，津田透露，刚开始，他决定在那天早些时候在三井寺当班时行刺俄国王子。为了更好地饱览风景，尼古拉和乔治坐着人力车前往因纪念年明治到访而得名的御幸山。山上建有一块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西南战争中阵亡的大津将士。津田看着碑文，不禁拿曾经战时的荣耀与今日卑微的警察地位进行比较，激起了对外国贵宾的怨愤之情。他想刺杀俄国王子，以消解挫败感。就在这时，这两名外国人出现了。他们并没有对阵亡将士纪念碑表现出丝毫的尊重，而是向人力车车夫打探风景。津田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侦查行为的最好证明，于是愈发愤怒。然而，他不确定这两个人谁是俄国王子，同时回想起警察局局长的吩咐（局长向属下强调了王子此行对天皇的重要性），因此决定推迟行动。之后在唐崎神社，他距离尼古拉非常近，能够行刺，但他却延误了时机。在尼古拉及其一行人准备离开大津时，津田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让尼古拉毫发未损地离开，那么，终有一日尼古拉会以入侵者的身份归来。这就是津田行刺的原因。很明显，津田行刺皇太子是有预谋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立刻将他处决，但唯一的问题是应采用刑法的哪一条规定。元老和内阁大臣们认为除非处决津田，否则俄国不会满意，到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确信应当处决津田，以抚慰沙皇和俄国民众。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凡企图加害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一律处以死刑。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定是否适用于外国皇室成员。5月12日，总理大臣松方和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会见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警告他说伤害俄国民众的感情将造成大患。儿岛回答说，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假定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外国王子，坚持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但松方说，有国才能有法，坚持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忽视国家的生死存亡实乃愚蠢之举。陆奥指出，第一百一十六条言及的是天皇，但没说是日本天皇，因此该规定适用于所有君王。然而，儿岛回答说，年元老院对刑法进行修订时，他们有意没有使用“日本天皇”这一用语，是因为“天皇”一词仅指日本君主。儿岛拒绝做出让步。第二天，儿岛会见了大审院的其他法官，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天皇”仅指日本天皇。对此，司法大臣威胁说要颁布地位高于刑法的戒严令。同一天，准备审理津田的大津大审院的法官奏报说，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津田的罪行——谋杀普通人未遂罪。该罪的最高刑罚是判处无期徒刑。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面对种种威胁，儿岛必须勇敢地为日本司法的正直性抗争。他指出，按照俄国法律，对企图谋杀其他国家君主的处罚要比企图谋杀沙皇宽大得多；根据德国刑法典，该罪仅判监禁一到十年。判处津田无期徒刑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已经高于其他国家的刑罚。他坚持认为，如果曲解法律以适应特殊情形，将有损宪法。对于如果不处决津田则俄国可能给予无情报复这一警告，儿岛回答说，俄国并非蛮夷之邦，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国在谋划报复行动。外国人不断抱怨日本法律和法官存在着不足，现在正是证实日本尊重法律的大好机会。5月20日，儿岛和大审院的其他法官到御所面见天皇，并接到诏书：“今次露（俄）国皇太子之事为国家大事，应注意速处理。”众人对这个玄妙深奥的诏书做出的解释明显不同：一些人将“注意”看作是不要激怒俄国的一个忠告，另一些人则认为天皇的意思是让他们不要篡改新宪法。儿岛将天皇的旨意解释为：他必须反对内阁将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曲解为包括外国皇室在内。为了让七名法官同意津田三藏的行为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大臣们向这些法官施加了巨大压力。内阁成员接近和他们来自同一藩阀的法官，眼看着就要成功说服他们，但最后，法官们的司法良知取得了胜利。在七名法官中，有五名反对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5月24日，就在开始审判津田的前一天，儿岛告知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不可能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山田大为震惊，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也被激怒了。他要求儿岛详细说明具体原因。儿岛回答说，法官也只是遵照天皇的旨意行事。采用第一百一十六条将违反刑法的规定，违背宪法，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一个一千年都无法擦除的污点，并且还会亵渎帝王的美德。此外，这还会给法官留下不公正、不诚实的恶名。西乡说道，“余本不知法律论，然若果如卿所言，不出处分，则有悖圣旨。且露国舰队涌至品川湾，一发之下我帝国成微尘，至此法律非保国家和平之具，而成破坏国家和平之具。”他补充说，要是事态发展至此，天皇得有多悲痛，而这也正是他和其他人按照天皇的旨意前来拜见的原因。他询问儿岛：法官们是否打算拒绝服从王令。然而，儿岛依旧毫不让步。当山田、西乡和其他人意识到儿岛不会改变主意时，他们接近其他法官，但所有法官都设法回避。5月25日，对津田三藏的审判如期举行。大审院毅然做出判决：判处津田三藏无期徒刑。当判决的消息传到俄国时，俄国当局没有派遣一艘军舰来炮轰品川。事实上，俄国公使已经向外务大臣传话，如果判处死刑，沙皇将请求天皇宽大处理。津田被送往北海道监狱，年9月30日死于肺炎。大津事件并没有像政府众多官员担忧的那样引发战争。这次刺杀未遂有可能导致尼古拉形成反日偏见，从而引发了十三年后的日俄战争，但人们对此争论不休。大津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加强了日本司法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这多亏了儿岛惟谦的勇气。儿岛也没有因为反对政客而遭到非难：年，他成为贵族院议员。他日记中关于大津事件的描述在有生之年被禁，直到年才得以出版。儿岛无疑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英雄之一。虽然当时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对王子受伤深表同情，但他们对俄国人仍然持高度的怀疑态度。贝尔茨医生写道，日本人愚蠢到在年把库页岛割让给俄国，这表明日后俄国很可能入侵日本；在提到位于骏河台的巨大的东正教教堂时，他补充说，“建造这个教堂显得特别荒谬，因为除了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外，东京没有一个俄国人。”也许对刺杀未遂事件做出的最有同情心的评价来自小泉八云。在年8月26日写给朋友西田千太郎的一封信中，他说：顺带提一下，我觉得后世将会对津田三藏做出更加宽大的处理。他的罪行只是一种“疯狂效忠”。他因为在一瞬间采取了疯狂的举动而被认为是疯子，这种疯狂的举动理由充分、时机恰当，本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眼前看到的是来自让人生畏的强国的活生生代表，这个强国甚至让英国都浑身颤抖，为对抗这个强国，西欧召集了一支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他看见了，或者我认为他看见了（也许他确实是看到了：时间可以证明）日本的敌人。而后，他只是跟随着内心的感受，想都没想就刺了过去。第四十三章条约改正在大津事件引发的骚动平息后，年的余下时间相对平静。当皇太子尼古拉仍在九州时，日本发生了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变动：山县有朋奏请辞去总理大臣一职。他在3月传染病流行期间患上了流感，尽管已经康复但仍感不适。山县推荐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作为接任人。天皇确信劝说他留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一同说服伊藤接受这一职务。已经递交了贵族院议长辞呈的伊藤正在关西地区游玩，使者追上伊藤，请他返回东京。4月27日，伊藤觐见天皇，天皇表明了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意向。伊藤拒绝了此次任命。他回忆说，当年大隈重信提议召开议会时，他表示反对，认为准备工作尚不充分，并且日本民众还不够成熟。他提议推迟召开议会，在他考察了各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后再举行，之后天皇恩准。伊藤回国后制定了宪法，随后召开了第一次议会；但是，日本民众的知识水平仍然较低，实行宪政政府确实举步维艰。伊藤确信，无论谁担任总理大臣，都不会在这个职位上长时间留任。如果他强行担任这一职务，很可能会遭到暗杀。他并不在乎失去微不足道的生命，但是，如果被害，谁来协助皇室和维护政府？伊藤提议说，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或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是合适人选。得知西乡不愿意接受该职务，天皇随即选定了松方。松方一开始也拒绝，但天皇拒绝听他的理由。5月6日，松方宣誓就任总理大臣。松方在任的六个月中，议会争论不断，12月，议会解散，并在第二年进行重新选举。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谒见了天皇。这次谒见按照东方的传统礼节交换了礼物，然而，清朝舰队的六艘军舰（比日本海军的任何一艘军舰都要威武强大）引起了一些日本民众的恐慌。此次清朝舰队造访，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日本民众来说，是展示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的一个契机。一些日本民众谦恭地称清朝为“兄”。提督丁汝昌和其他清朝高级军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盛情款待，他们完全融入到了日本民众的生活当中，而这种程度是欧洲人没法做到的。日本文人和学者与这些来访政要体会交流中国诗歌的乐趣，因为汉字超越了国界，并且清朝和日本都奉行文人的观念。也许参加了展现两国友谊的各种活动的人士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三年后，日本和清朝会爆发一场恶战。在年的夏季，最让天皇感到愉悦的消息，大概是8月7日园祥子产下了天皇的第八女允子。截至目前，天皇已有三个孩子——皇太子、昌子公主和允子公主。在失去了众多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后，天皇希望能开心地看到孩子们成长、成年。10月，天皇向俄国皇太子送了一套铠甲、一把太刀、一把短刀、一副弓箭以及天皇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一封私人书信。也许这些礼物是为了对大津事件作进一步的道歉。除此之外，这一年没有发生其他大的事情。年的第一件重大事情是2月15日举行的选举。天皇为议会的未来深感担忧。他告诉松方，自己担心如果总是相同的成员获得连任，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议会解散。他建议地方官员鼓励优秀民众参加竞选。在内阁大臣中，最把这番话放在心上的是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他向地方官员传达指示，解释了政府政策，并敦促选举公正中立、不偏不党的名士。品川似乎认为之前与政党关系密切的官员应该被免职。他命令警察要严厉处理恐吓或贿赂行为，暗示这是政党惯用的伎俩。但是，和他的指示相反，年的选举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腐败的一次，而最令人痛恨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品川。与上一年的和平选举不同，年的选举充斥着暴力和纵火事件。民党（在野党）和吏党（政府支持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各地都出现死亡、伤害事件。匪徒偷走了高知县第二选区的投票箱，并迫使佐贺县的部分地区无法进行投票。一般认为这些违法乱纪行为都是品川策划的，他认为反对政府的政党都是不忠之士，必须进行镇压。不过，尽管此次选举充满了狡诈和暴行，但民党系仍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民党系获得一百六十三席，吏党系获得一百三十七席。选举后不久，天皇被有关恐吓和暴力行为的奏折弄得心烦意乱，他派遣侍从前往违法乱纪行为最严重的四个县：石川、福冈、佐贺和高知。5月6日，日本召集了新一届众议院。5月11日，贵族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对选举方式进行谴责：众议院议员之选举，不得以官吏之职权干涉，此本不待论。故于政府，绝无下赐干涉命令训谕之理。然本年二月，行众议院议员选举之际，官吏干涉竞争，激成人民之反动，遂至流血之惨状。此事众目所示，众口所述，今地方各处愤怒官吏之干涉选举，有敌视官吏之状。今于政府，宜速处之，必示民庶以公正。若忽之，实害国家之安宁，其极者招至不可救济之大不幸。故本院兹此建议，希冀政府深省虑此事，现今处理，遏止其于将来。关于此次选举，内阁成员的观点对立。松方决定拜访伊藤，咨询他的意见；但是听闻此事的伊藤提前向陆奥发函一封，抱怨说每当内阁出现问题时，松方总是让他去解决。现阶段他拒绝参与此事，建议松方及其内阁成员在征询他的意见之前首先要就日后政策达成一致。松方及其内阁商议后的结论是，克服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伊藤组建内阁。他们请求伊藤接受，但伊藤予以拒绝。伊藤一次次试图辞去贵族院议长一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像往常一样用生病做托词，但天皇担心失去了在政府中最信任人士的效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拒绝了伊藤的请求。3月11日，天皇派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前去伊藤的府邸送话：“朕知卿陈情之极切，但朕望常咫尺间倚卿启沃，卿以加餐静养，朕甚怀慰。解枢询之职朕不允也。”伊藤感泣，急忙赶往宫中撤回辞呈。对品川弥二郎在选举期间自认为忠实的举动，内阁的反应让他一点儿也不满意。他确信自己行为恰当，愤懑于自己的初衷被误解，决定辞职。新内阁刚成立没多久就要对内阁进行改组，松方感到局促不安，他请求山县劝阻品川，但品川向山县提交了能隐晦传达其心情的两首短歌。第二首如下：吾愚铸罪错天地为证皆衷心无奈酿苦果羞愧无颜悲吟坐堪笑无力为哪般同一天，品川以健康状况为由请求辞职，天皇恩准。各方人士（当然包括伊藤）都被看成是内务大臣一职的候选者。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副岛种臣，但天皇反对，认为对于一个要求颇高的职务来说，副岛年纪太大。他担心副岛可能中途辞任。天皇推荐河野敏镰，但松方指出副岛的威望远在河野之上，河野在县级官员中没有什么人气。尽管天皇反对，松方还是决定任命副岛担任内务大臣。这一插曲表明明治（尽管很少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密切注视着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它还表明，尽管明治干涉任命事宜，但未必能自主行事。长期担任顾问官的佐佐木高行在其日记中明确记录了天皇对政府主要人物的看法。例如，在3月19日举行的一次谈话中，天皇说，“品川虽正直，然狭量而无忍耐。纵使内阁会议亦愤慨涕泣，事理不辨。前日，伊藤询选举中乱纪行为，非难干涉选举之事实，品川大激昂，云伊藤欲辞职组建政党等，‘君组织政党关余何事，君若有暴激之言论，余直以戒令处分君’。伊藤怫然作色曰：‘以内务大臣之职权，岂可随意处分伊藤？’二人互骂。”当品川和伊藤相互威胁时，明治显然在非常专注地倾听。他对这两个人以及对副岛、后藤象二郎和陆奥宗光等人品性的评论很直白且具有启示性。佐佐木是天皇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少数对象之一，尽管佐佐木总是很恭顺，但他也会向天皇讲明自己的看法。正如天皇所预料的，副岛的任职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6月，副岛辞任，并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这是对辞任或被罢免的大臣所采用的惯常做法。个人与政党之间争论不断成为了日本政治局面的一大特征，井上毅得出结论：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唯一希望在于天皇。他恳请天皇下达“大敕令”，率先制定一条国家应遵循的道路。他特意请求以崇尚简朴而出名的天皇减少各类仪式的浪费性开支，建议将朝廷开支削减一成，用于扩充海军。毫无疑问，天皇大体上同意了井上的节俭呼吁。天皇宁愿对制服修修补补，也不愿新买一套。然而即便如此，由于身边的其他人生活奢侈，他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访问大臣或其他政要的宅邸时，他希望能受到适度款待，而不在乎花费多少。例如，7月4日，天皇访问了后藤象二郎位于高轮的宅邸。他不得不依照先例送给后藤几件合乎惯例的礼物——一套刻有皇冠的银杯、一对景泰蓝花瓶和一千日元，送给后藤夫人一匹丝绸，送给其子女一些礼物。后藤回赠天皇一把铭刀、一个朝鲜茶叶罐和一只陶制的狸猫状花瓶。当天下午，当时优秀的表演者——观世铁之丞、宝生九郎和梅若实——表演了能戏。晚饭过后，公认的艺术大师桃川如燕和西幸吉分别为皇室一行人表演了评弹和萨摩琵琶。除了这些特殊的娱乐表演外，宫内厅的乐师还演奏了一整天的日本音乐和西洋音乐。晚上，数千只灯笼被点燃，并在树下燃起篝火。池塘上方放飞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那一景象比任何照片都要美丽。直到过了午夜，天皇才离开。第二天，皇后也受到了同样的款待。尽管天皇崇尚简朴，但他无疑很喜欢那晚后藤准备的过于铺张浪费的款待。不到一周，也就是7月19日，天皇访问了锅岛直大的宅邸。虽然这次款待的规模不及后藤，但在像往常一样交换礼物后，锅岛安排了武术比赛、盛宴、魔术和评弹等，不过没有能戏表演。天皇的此类亲访虽然得到了宅邸主人的高度赞赏，但对推行节俭政策毫无益处。尽管天皇再一次告知宫内省其打算在皇室中施行节俭政策，以便筹集资金建造军舰，但他指出有两个方面的资金是没法克俭的——用于皇祖皇宗祭拜仪式和修缮皇祖皇宗山陵的费用，以及皇太后的日常开支。皇太后得知宫中实行节俭政策，希望将日常开支的费用削减十分之一，但天皇生气地拒绝了，说皇太后无需为此事多虑。不管怎样，天皇和皇后并没有把皇室里的大量资金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或者用于在遭受火灾和其他灾害的村镇建造学校。皇室也有义务保护和鼓励艺术。例如，7月12日，皇后向芝加哥的哥伦布博览会日本妇人会捐赠了一万日元，用于提升日本展览品的品质。天皇和皇后也向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佛教寺庙提供资金，用于修缮佛寺建筑和艺术作品。此外，他们还在皇室成员（即使是远亲）缔结婚姻或修造新舍时馈赠礼物。即使天皇和皇后所希望的只是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们仍需要资金来履行公共义务。年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大事是隐居在小田原市的伊藤复出。在小田原，伊藤一直扮演着政府的幕后操纵者。伊藤曾再三拒绝重新担任总理大臣。7月底，松方辞任，伊藤立刻离开东京，返回小田原，并称突患急病。看起来伊藤似乎（像从前一样）逃避任职，但当天皇派宫内大臣去请伊藤返回东京时，伊藤显然认为担任总理大臣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他希望所有元老都加入内阁并协助他的工作。这一请求得到了天皇的恩准。伊藤的内阁包括山县有朋（司法大臣）、黑田清隆（通信大臣）、井上馨（内务大臣）、大山岩（陆军大臣）、后藤象二郎（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务大臣）、河野敏镰（文部大臣）、仁礼景范（海军大臣）和渡边国武（大藏大臣）。这届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是能人志士，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会比这些人更有能力。当伊藤走到天皇面前接受总理大臣的任命时，他承诺“大事件悉侯叡虑不怠，他事总任其责”。天皇回答说：“卿所言善，朕无疑干涉何事，唯奏闻告知意见即可。”相较于之前的内阁，本届内阁更有效，任职时间也更长，但11月，伊藤乘坐的人力车被途经的马车撞翻。伊藤的头部和脸部受伤，直到年2月才恢复进宫参见天皇。年的新年揭幕方式成为了如今的标准形式：天皇没有举行四方拜，大多数其他新年仪式都由式部长锅岛直大操持。宫中为天皇举办了讲座，内容关于英国历史、儒家经典《礼记》的节选和《万叶集》的诗歌。天皇按照惯例在青山御所给皇太后拜年。今年诗会的主题是“岩上龟”。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然而，1月12日众议院投票赞成削减官员薪俸和建造军舰的预算，新年的喜庆气氛被粗暴地打断。尽管政府不断呼吁节俭，但总有一些领域是没法削减经费的。政府提出的预算已经削减了11%。众议院议员认为减少薪俸是合理的，不会导致官员办事效率低下。他们还认为，在尚未制定国防政策的情况下就扩大海军规模有些为时过早。然而，大藏大臣渡边国武（—）回答道，削减文官薪俸的预算将会阻碍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任何一方都不让步，众议院休会五天。这是政府和议会第一次正面冲突，它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政府是否有权自行处理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会违背宪法赋予议会的特权？在确定他们唯一能求助的对象只有天皇后，众议院议员提交了一份一百四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天皇暂停会议到2月6日。2月7日，众议院议长星亨（—）向天皇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对削减预算决定的正当性进行了解释，并代众议院恳请天皇保留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利。同一天，众议院进行了投票，支持向天皇提交一份对内阁进行谴责和恳请天皇进行调解的请愿书。伊藤请求众议院重新考虑其做出的决定，不要给天皇增添苦恼，但是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一票赞成、一百零三票反对批准了这项决定。能够结束这一冲突的唯一人士就是天皇。天皇经常被历史学家们描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请求天皇圣裁确实是一种传统的仪式性做法，但它并不只是单纯无意义的形式主义行为。这次就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只有天皇的裁决才是各方都尊重的唯一决定。2月9日，伊藤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天皇从两条道路中择其一：（1）命令众议院和政府进行公开谈判以达成和解。如果众议院未能遵守该命令，或者谈判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则解散众议院；（2）立即解散众议院。翌日，天皇公布了决定。他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时刻，有必要增强日本的军事准备。因此，他决定削减宫廷开支六年，每年从宫廷经费中划拨三十万日元用于军备。同时，所有文官和武官的薪俸减少10%，作为建造军舰的补助费用。众议院恭顺地做出回应，表示接受天皇的命令，并承诺与政府达成和解。2月14日，贵族院议员也同意捐献薪俸的10%用于建造军舰。天皇的决定代表了一种折中方案：削减文官和武官的薪俸——这是众议院所提议的；但是，削减的资金将被用于建造军舰——这并非众议院赞成的事情。整个皇室将自愿削减5%—15%的开支，但皇后坚持在此后六年将宫中开支减少20%。年，众议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约。多年来，不平等条约（大多数是在幕府日渐衰微的时日里签订的）已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导火索。每一个人都希望结束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但是，日本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被屡屡证明是个绊脚石。一些人断言，与允许外国人借此机会控制日本国土和日本民众的生计相比，治外法权所带来的羞辱更容易让人忍受。年5月，众议院草拟了一份呈递给天皇的议案，呼吁结束治外法权和外国对关税的控制。其最终目标是要取得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虽拒绝让外国人持有土地或者拥有或经营矿山、铁路、运河和造船厂，但将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内陆居住。此外，日本还要求与其签订了条约的各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然而，由于议会解散，该提案毫无进展。12月，在召开新议会时，该提案被再次提出，并在年2月的秘密会议（经政府要求而召开）上进行了商议。尽管进展甚微，但修约一事并没有被遗忘。7月，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结束治外法权。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修改条约的历史是一段失败的历史，而失败的原因始终在于内部，即日本无法做到和衷共济。他自己草拟了一份新的通商航海条约，提交给内阁以供审议。在拟写条约时，他以年的《英意条约》为基础，参考《日墨条约》。这两个条约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他提议让新条约在签订五年后再生效，以便给予新旧条约充分的过渡时间。陆奥认为，最好的途径是与各国分别进行谈判。他首先选择与长期以来反对平等条约的英国进行谈判，推选驻德国全权公使青木周藏作为谈判人。天皇批准了这一方案。9月，青木会见了（当时正在伦敦休假的）英国驻日公使休·弗雷泽（HughFraser），并开始着手与英国政府进行磋商的初步准备工作。修改条约绝非易事。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多次抗议日本禁止他们居住在内陆，将该限制与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西方主要国家四处旅行和生活进行比较。一些日本人担心允许外国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将会引发灾祸，甚至有人会对外国人实施暴力行为。熊本、茨城两县的反对者就宣称要通过暴力行为让外国人明白自己并不受欢迎，然而，这些人的行为却让日本政府难以安抚外国人。外国人担心如果结束治外法权，日本法院将不会惩治此类暴力行为。可是，修改条约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具有重大的心理安慰作用，它将表明日本已经被认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支持修约派和（相比于允许外国人在内陆居住而选择）延长现有条约派的对立贯穿了整个年。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多数日本人普遍存在的仇外心态。12月，当陆奥在众议院审查与修约有关的各项提案时，对提案的内容感到惊愕。他评论道：此等诸案以异类视外国人，恰如露西亚（俄）国待犹太人，背离我开国之皇道。故政府于此际，断然明示开国主义之维新以来方针，镇压反对此之非开国主义。若默而不管，则其势焰益弥漫国内，遂恐惹起内外交涉之大纷乱，与当下着手条约之改正交涉大阻障。政府今已为一日不可踌躇逡巡之秋。12月11日，陆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类似声明。内阁不愿采取积极行动，他宣布打算辞职。但是，伊藤提醒陆奥说急躁冒进并非解决这一重要事情的办法。他力劝不要操之过急。陆奥随即平息下来，并收回了辞呈。在众议院中，反对修改条约的呼声继续高涨。12月19日，延长现有条约派提出了一项决议，呼吁政府在条约中阐明日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还附上了一份说明，描述了日本放松对内陆的控制后，外国人将会出现扰乱秩序的猖獗行为。辩论变得如此激烈，以致天皇突然颁布诏书，下令议会休会十天。在辩论的过程中，势同水火的争论让天皇大为烦心。他派侍从旁听会议过程，并向他汇报。在就重大问题出现争议时，侍从们每时每刻都通过电话向天皇汇报相关情形。12月29日，众议院的两派继续辩论。陆奥发表了反对续订现有条约的声明，再次坚称自明治维新时起，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建立一个开放和进步的国家。续订现有条约违反了这一国策。这些条约并不适应自首次签约以来逐渐发展的现代社会。眼下正是摒弃幕府时期采用的“锁攘主义”政策以及收回曾经丧失的权利的大好时机。作为回报，给予外国人现有条约中未提供的某些特权也是适宜之举。此外，日本不应忘记，如果外国人可以在内陆自由旅行，那么他们消费的金钱也将使生活在内陆的人们变得富足起来。如果日本希望修改条约，首先要让外国人了解日本已经取得了怎样长足的进步，而这只能通过遵循“开放国门”的政策而获得。最后，陆奥请求众议院撤回保留现有条约的提案。这一请求没能获得支持。于是，天皇再次颁布诏书，命令议会停会十四天。12月30日，总理大臣伊藤和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觐见了天皇，之后众议院被解散。在此之前，伊藤恳请天皇同意停会，以便阻止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延长现有条约的决议。这就是上述停会十四天的原因，然而，众议院却没有要重新考虑的迹象。伊藤认为，除了解散众议院，没有其他办法来处理这一局面。就在同一天，天皇下令解散众议院。天皇得出了和伊藤相同的结论——无论休会多少次，都不太可能改变众议院的态度。在向佐佐木高行倾诉时，天皇认为政府和众议院之间的冲突是由过于仓促成立议会所造成的。从此刻起，天皇的政治观点明显变得保守。他开始认为他引以为傲的两件事——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都为时过早了。第四十四章对清宣战年的新年正日，天皇再次没有主持四方拜和其他规定的仪式，而是由代行官操持。天皇未能操持此类仪式，大概所有人都不会感到惊讶。近年来，天皇经常拒绝出席这些仪式，有时抱病称恙，有时没有任何理由。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数百年来主持此类仪式一直都是天皇的主要职责。对宫中的人来说，正日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皇太子向天皇恭祝新年。在这一年里，皇太子拜见天皇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每月好几次——表明二者更加亲密。之前皇太子也拜见天皇，但那是朝廷礼节规定的，而非因为感情上的联络。当然，每次太子生病时天皇都很苦恼，不过，他最担心的可能是王位继承，而非这个独子的生活。他的其他子嗣都在婴儿时期夭折，尽管嘉仁身体虚弱，但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也许在很多情况下，天皇都对儿子不像自己小时那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而感到遗憾吧。尽管如此，仍有必要为亲王的未来登基做好准备。天皇下定决心让儿子接受合乎需要的教育。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他之前决定让皇太子和其他男孩一同进入学习院就读，而不是像皇室成员平常那样接受私人教育。皇太子是一个平庸的学生，他缺乏勤奋好学的天资，但这并没有造成他学业终止。在明治看来，日本的下一位天皇不仅需要深谙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化，还要了解西方的相关内容。皇太子还必须能写得一手好字，能以传统方式创作和歌。然而，尽管天皇费尽心思安排皇太子的教育事宜，但嘉仁的健康状况总是首要的考虑事项，他的学业经常因疾病或医生的决定而中断，医生认为东京寒暑严酷，不适宜继续留校就读。皇太子似乎已经被从来不会展示慈父一面的父亲给威吓住了。明治常常摆出冰冷的面孔，按照正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传统父亲形象对待儿子。他似乎是在模仿孝明天皇对自己的严厉行为，但并没有像孝明天皇那样，每天都指导他的儿子创作和歌。事实上，天皇似乎对其继承人的教育没有给予直接的帮助。年，嘉仁进宫朝见的次数增加，表明父子之间的亲情终于生根。本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年11月17日，嘉仁抵达广岛，打算拜见父皇（明治已于清日战争期间移居广岛）。他于次日上午10点30分出现在大本营，在和父皇简短交谈后，便一同前去参观一匹满洲马。随后，他们一道登上了天守阁，欣赏广岛全市的秀丽风光。一位内廷随从担任向导，借助于望远镜和地图向他们介绍风景名胜。稍后，天皇父子共进午餐。天皇的随行人员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否喜欢这个儿子，今日见到天皇慈爱温柔，感到非常高兴，并决定禀报皇后。但是，这种极其少见的亲密行为并没有让天皇忘记自己的职责。在11月24日皇太子起身前往东京之前，他也只是找了两次机会与其共进午餐。尽管皇太子实际上很少与天皇一同出席各类场合，但从年起，浮士绘中常常描画他与天皇皇后一起的情景。其中也有皇太子站在父母中间的场景，仿佛是在强调皇室家庭的和谐。另外，从年公开庆祝天皇和皇后结婚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中也可以了解皇室的家庭生活。在此之前，日本君王的结婚纪念日都不是普天同庆的节日，但是，当天皇得知外国皇室庆祝“银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时，他很高兴地恩准了这个拟议的庆典。为确保庆典的顺利进行，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外国的具体实例。政府公布庆典将于3月9日举行。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日本铸造了金、银的纪念章，雕饰相称的吉祥图案（如菊花和双鹤）。天皇恩准购买纪念章的人在余生佩戴纪念章，并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为庆祝这一时刻，3月9日，政府发行了一千五百万张邮票，这是日本第一次发行纪念邮票。庆典日在贤所、皇灵殿、神殿举行的仪式中揭开了帷幕。天皇和皇后都没有出席这些仪式，但是，皇太子、亲王和内阁成员都参加了祭典。皇室警卫炮兵团和海上船舰鸣响皇家礼炮。当天上午11点，天皇和皇后出现在凤凰之间，那里已经聚集了两百多名贵族和内阁成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天皇身穿正式的制服，并佩戴了所有的勋章。皇后穿着一套白色的礼服，佩戴着饰物和皇冠。她的礼服裙摆上装饰着用银线绣成的花朵和鸟儿的图案。稍后，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比利时、朝鲜和奥地利的公使纷纷代表各自的政府道贺，天皇谦和地予以回复。当天下午2点，天皇和皇后同乘马车前往青山阅兵场检阅军队。当天皇夫妇走出皇宫时，在皇宫正门外，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组织的成员站成数列，向他们欢呼喝彩。人们成群结队地伫立在街道的两旁，渴望一睹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尊容。2点45分左右，他们到达了仪式举办场地，彰仁亲王和高级官员在那里迎接。各队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在接待了贵宾（包括日本和外国的政要）后，天皇和皇后再次登上打开了车篷的马车，在阅兵场巡游，受到了民众的大声欢呼。之后，他们检阅了军队。庆典持续了一整天，在舞乐表演和酒宴中落下帷幕。虽然官方并未使用“银婚”一词，不过皇室向宾客赠送的礼物或者宾客向天皇夫妇呈献的礼物大多为银制品。那些无福被邀请参加庆典的人可以呈献礼物。这些礼物并非都是银制品，很多是诗歌、清酒、酱油、墨鱼干、刀剑、绘画、陶瓷、漆器、盆景等。二十五名男士和二十五名女士（根据二十五周年而采用该数字）——包括贵族成员、内阁大臣和经常参加宫廷诗会的人士，以“莺花契万春”为主题创作了诗歌。筋疲力尽的天皇和皇后直到凌晨1点45分才就寝。银婚庆典的喜庆气氛久久没有散去，一直持续到了3月28日。该日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上海的一家日本旅馆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在日本时便一直陪同金玉均的这名凶手是奉朝鲜保守党领导人之命行事的，他们恨透了金玉均，因为他是开化党人。在年政变失败之前，金玉均曾在日本生活过。在年第一次访日后不久，他便与福泽谕吉成为朋友。福泽谕吉大力支持在朝鲜成立开化党，并认为日本必须起到领导作用，促使朝鲜和清朝走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然而在年，当意识到开化党无力控制朝鲜政府后，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在文章中，他主张与其坐等邻国实现开化，倒不如脱离它们的队伍，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年12月，金玉均和另外八名朝鲜志士逃往日本，他们都坚信朝鲜应当效仿日本，走上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这几名朝鲜人给自己取了日本名字，并穿上了西式服装，试图讨好日本领导人。他们大概期待着受到日本政府的优待，但获得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保护。年2月，朝鲜政府派使臣前往日本，要求日本送交金玉均。日本政府拒绝，朝鲜便向日本派遣刺客，刺客携带着国王高宗签名的刺杀金玉均及其同党朴泳孝的文件。在得知这一密谋后，金玉均上报了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井上馨。井上致函朝鲜政府，要求召回刺客，并承诺将把金玉均驱逐出日本。当时金玉均居住在横滨大饭店。井上命令神奈川县知事将金玉均强行驱赶出享有治外法权的饭店，并将他关押在三井家族的宅邸。年6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命令知事以金玉均威胁日本安全和阻碍与外国的和睦关系为由，要求其在十五天内出境。尽管金玉均持有亲日的观点，但日本官员视他为包袱，担心他的滞留可能会在日本尚未做好准备之前引发一场战争。最后，金玉均没有被送往外国，而是被移送到一个偏远的岛屿——位于小笠原群岛上的父岛，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孤苦伶仃的流亡生活。那里的气候对他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大伤害，因此，他被从气候炎热的小笠原群岛押送到了北部寒冷的北海道，之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年才被允许返回东京。多亏了众多日本同情者提供金钱资助，他才得以在流亡岁月中活了下来。年3月，在请求日本政府协助朝鲜进行开化的希望落空后，金玉均准备动身前往上海。他的目的是会见李鸿章。在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清朝驻日公使时，金玉均与他颇有交情，并在其回国后继续保持书信往来。金玉均希望李经方能让他会见其父——清朝最有权势的人物。他尤其希望向这位地位显赫的元老重臣提出他的计划：联合东亚三国之力，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虽然有人警告金玉均此次出行有危险，但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得见李鸿章，哪怕只有五分钟，也值得为此冒一次险。居住在大阪的朝鲜人李逸植为此次出行提供了资金（并偿还了金玉均在日本欠下的债务）。李逸植还给了金玉均一张汇票，用于支付他在清朝期间的费用，但告诉他说，为了用汇票兑取现金，他需要朝鲜人洪钟宇陪同他前去。洪钟宇一直在法国学习，直到最近才来到日本。这一行人还包括金玉均的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3月27日，金玉均抵达上海。第二天，当和田出去买东西时，金玉均正躺在床上看书，这时，洪钟宇闯入房间，朝金玉均开了两枪。金玉均从床上逃到走廊时背后又中了一枪，这是致命的一枪。这位聪颖杰出、漂泊不定、富有魅力的牺牲者享年四十三岁。和田为金玉均买了一口棺材，与“西京丸”号的船长商量将灵柩带回日本。金玉均和其他人正是乘坐“西京丸”号前来上海。但是，就在船起航的前一晚，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命令和田听候指示。和田拒绝拖延时，领事馆禀告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扣押了灵柩，并移交给了清政府。获知谋杀消息的李鸿章派军舰“威远”号将灵柩和凶手送回朝鲜。清朝和日本政府似乎都急于摆脱这个棘手的理想主义者。灵柩到达朝鲜后，朝鲜政府对金玉均的尸体进行了肢解。他的脑袋和手脚被砍下，高悬在写有“谋叛大逆不道罪人玉均”的木桩上；躯干被抛放在附近的地面上。此类残暴行为并没能消除朝鲜政府的心头之恨：金玉均的家庭成员也被处决。洪钟宇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金玉均的被刺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愤懑。他们将仇恨之情的矛头指向清朝，因为清朝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外务次长林董（—）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确信几个月后与清朝爆发的战争，是由刺杀金玉均和清朝卷入这一罪行所引发。福泽谕吉对被谋杀者深表同情，对清朝将灵柩引渡回朝鲜感到气愤，对朝鲜政府可耻的分尸行为感到震惊。他谴责清朝违反了《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清朝和日本共同维护朝鲜的秩序。他认为清朝的弊病在于其“芯已腐败为朽木”，而这是由满族统治者顽固不化、拒绝进取所造成的。福泽预言，如果清朝继续视朝鲜为藩属国，那么战争不可避免；要是清朝再不思改进之道，他对清朝能否保持独立也表示怀疑。然而，当时尚无直接原因与清朝开战，而朝鲜宗教团体东学党发动的起义为清日开战提供了契机。年4、5月间，东学党人在全罗道和忠清道揭竿起义。东学创始人崔济愚（—）力劝追随者驱逐西方影响、恢复朝鲜本土信仰，他将此称为“东学思想”（即与“西学”相对）。尽管原则上他反对儒家思想，因为该思想也起源于外国，但实际上他的宗教集儒、佛、道为一体。他的主要敌人是基督教。朝鲜政府对东学运动严加禁止，与其说是因为它的教义，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他们害怕农民被煽动起来造反。最终，崔济愚被捕，并被当做天主教徒斩首。东学党的一些宗教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与在朝鲜遭到镇压的罗马天主教活动相似，因此捕盗厅反而让这位反基督教的狂热人士“殉道而死”。在失去了创始人后，东学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仍然保持着对农民的控制。对农民来说，东学教派的吸引力并非神秘的咒语和妖术，而是其对“人人平等、现世利益”所做出的承诺。即使遭到取缔，该教派的人数仍在增加，到年，朝鲜半岛南部已在东学党的控制之下。该年1月，东学党的新领袖崔时亨召集东学信徒集会，提议请求政府免除崔济愚的罪责、结束对东学党的取缔。3月，由东学信徒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汉城，请求政府宣布崔济愚无罪。他们在王宫的大门前伏地上诉三天三夜，恳求国王为他们的教祖平反。这一请愿没有得到恩准，但已经成功表明了他们的强大信念。从这时起，东学党公开喊出赶走外国人的口号；最初矛头直指欧洲人，但现在他们把日本人也包括在内。农民对欧洲人仅有模糊的概念，但都与寡廉鲜耻的日本商人打过交道。这些日本商人购买他们的稻谷，还按高利贷借钱给他们。朝鲜政府畏惧东学党信徒起事，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在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墙上张贴驱逐洋人的标语，对馆内的外国外交官大声咒骂，甚至连清朝的公使馆也没能躲过。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凯意识到这些运动很容易升级为更大的骚乱，于是紧急致函李鸿章，请求派遣两艘军舰。李鸿章立刻派“靖远”、“来远”二舰奔赴仁川。日本公使馆的成员害怕遭到袭击，佩戴武器，采取临战准备。陆奥宗光对导致爆发清日战争的情形所进行的描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所述事件的机敏观察者，而且作为外务大臣积极参与了决策制定。在战争记录《蹇蹇录》中，他以对东学党起义的看法作为开头：或视之为混杂儒、道之宗教团体；或视之为政治改革希望者之团体；或视之为一群好斗不逞之徒。今在此研究其性质无必要，姑且从略。要之，以此为名之乱民，于明治二十七（）年四、五月之交，自朝鲜国全罗、忠清两道各处蜂起，劫掠所在民舍，驱逐地方官，其先锋本部进京畿道，全罗道首府全州府亦一时落入其手里，势头颇猖獗为事实。日本对东学党初期取得的成功反应不一。一些人支持向朝鲜派遣日军，帮助无能的朝鲜政府镇压叛乱。其他人则认为东学党是改革派，他们的目标是要从腐败的政府手中解救出受苦受难的朝鲜民众。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东学党起义的宗教意义的评价大打折扣，认为尽管它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农民运动。起初，观察人士认为东学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现有政权，然而，当东学党接近汉城时，朝鲜政府惊慌失措，并请求袁世凯帮忙镇压叛乱。6月2日，陆奥从日本驻朝公使馆代理公使杉村浚那里获悉了朝鲜的请求，于是立刻告知内阁，希望派遣“若干”日军奔赴朝鲜半岛，以便维持日本和清朝在朝势力的均衡。内阁一致同意，总理大臣前往皇宫请求天皇恩准。天皇准奏，并在简短的敕令中称，“今次朝鲜国内内乱蜂起，其势猖獗，故为保护同国寄留我国民，派遣军队”。6月5日，恰巧在日休假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收到指令，要求他尽全力保全日本国家荣誉，维护清日两国在朝均势。若非万不得已，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陆奥写道：“倘若清日之间发生冲突（中略），我国决定尽可能居于被动地位，事事让清朝成为主动者。”清朝政府通过驻日全权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清朝按照朝鲜国王的请求，正向朝鲜派遣“若干”军队，以便镇压东学乱党。据陆奥所说，汪凤藻“见日本官民争执，逐日激烈，妄断日本到底无余力处置他国事情”。日本议会没完没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给清朝留下了日本国内疲惫不堪的印象。这是清朝国内极少见到的一种政治现象。伊藤博文也被对他自己以及内阁的不断攻击所激怒，在给天皇的报告中说，纵使宪法生效已经过去了五年，国家前途大计仍不免是“亡羊之叹”。反对政府的各个政党都试图战胜对方，即使有损于日本未来也不在意。伊藤的解决之道是请求天皇召见所有党派的领导者，命令他们听从天皇的旨意。目前尚不清楚伊藤实际上是否提交了这一报告；总之，天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清朝知道日本各党派在议会上提出的观点存在着巨大分歧，但他们很难体会到日本人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精神（被激怒的伊藤有时候也会忘记这种爱国精神），如果日本遭受另一个国家的威胁，这种精神将会扫除一切分歧。清朝自认为其陆军和海军强于日本，很多日本人也这样认为。林董写道，“日清战争前，日本人口头笑侮清人之固陋，然实甚恐之。”6月7日，陆奥向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发送电报，指示他将日本政府打算按照《天津条约》向朝鲜派兵一事告知清朝。清朝回复道，此次出兵完全按照朝鲜的请求，以便协助镇压叛乱，此举是为了保护属国。日本政府并没有装作没看到“属国”二字。陆奥在其答复中声称，“我政府未认朝鲜为清朝属国”。在随后发生的战争期间，日本也从未停止坚持这一观点。然而，事实上朝鲜请求的清朝——而非日本——来保护他们。6月9日，大鸟在三百名日本海军的陪护下抵达仁川，并继续前往汉城。随后，日本派来了一个大队的陆军。在此期间，东学党的势头受挫，几乎停止了进逼汉城。直接原因是清军抵达。大鸟发现汉城异常平静后，认为没有必要再向朝鲜派遣大量日军，但这没能改变陆奥的看法，他认为“若危机一发之时，成败之数全在兵力优劣”。6月11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一支混合旅团离开宇品，前往仁川。6月15日，东学党起义似乎已经结束，但是清日两国的军队均无撤离朝鲜半岛的迹象。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伊藤提议清日两国联手镇压叛乱，在乱匪平定后，派出特派员帮助改革朝鲜内政，尤其是改善财政和军备。如果清朝不同意日本的提案，日本将独自挑起这一重担。伊藤将该提案上奏天皇，但天皇似乎对“必要时日本将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一条规定感到不安。（这条规定是陆奥后来增添到伊藤的初始提案中的。）天皇派侍从长前去质询这一条。陆奥来到皇宫，进行了详细解释，最后天皇准奏。正如陆奥预料到的，清朝不愿意接受该提案。6月21日，清朝公使报告说，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的提案，原因有三：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清朝军队已无须代朝鲜政府讨伐乱党，清日两国合力镇压叛乱一事，可作罢论；第二，日本政府为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行改革……最后，《天津条约》已有明文规定，叛乱一经平定，清日两国即刻退兵。故此番毋庸赘言，清日双方理当相互撤兵，实无必要再议。虽然清政府的辩词无可反驳，但陆奥说：“依我政府所见，如不祛除朝鲜内乱根底之祸因，则无法安稳。”他告知清朝政府说，日本政府不可能下令从朝鲜撤离军队。对于处于如此悲惨境地的朝鲜，日本无法袖手旁观，这有违邻国之间的友好情谊。6月23日，山县有朋发觉清日之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6月26日，大鸟圭介谒见了国王高宗，力主朝鲜进行内政改革的必要性。28日，他诘问朝鲜当局，朝鲜是独立国家，还是清朝的藩属国。这个问题让朝鲜朝廷陷入了恐慌，而且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能得出任何结果。正在此时，大鸟接到日本政府的训令，上面说除非摧毁清朝的影响力，否则无法在朝鲜实施改革。毫无疑问，这促使大鸟强硬地要求朝鲜给出答复。6月30日，朝鲜朝廷最终声明为独立国家。7月3日，在得到朝鲜是独立国家的确定回答后，大鸟谒见了朝鲜国王，提议对朝鲜的行政、财政、司法、军制和教育进行改革。朝鲜政府仍然由保守的事大党控制，他们畏惧清朝并且憎恶改革；然而，大鸟的提议有日本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朝鲜无法拒绝。国王发布了罪己诏，将朝鲜的危机归咎于自己，对多年来的糟糕统治感到愧疚，并对接连不断的内乱深感悲愤。他将所有的错误归因于自身不德和官吏渎职。国王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并命令该委员会遇事与日本公使商议。元老们相继站出来支持开战。伯爵松方正义获悉，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内阁没能就与清朝开战做出决定。随后，他于7月12日拜访了伊藤博文，对政府迟疑不决表示担忧。他宣称清朝的傲慢自大与日俱增，并谴责清朝在朝鲜犯下的各种蛮横行为。松方痛惜日本政府没能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来履行使命。伊藤认为宣战的理由仍不充分，但松方称日本民众（即使是政府的敌人）都团结一致支持开战。他预言，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没能采取行动，将无法控制民众的骚乱，也无法保证一些外国列强不会插手干预。撤离日本在朝鲜的军队是有损日本国威的一件事，并且会再次导致国内人心离散。最后，松方威胁说，如果伊藤无视他的建议，他将再也不与伊藤会见。伊藤同意考虑松方的意见，但是，和不在政府为官的松方不一样，伊藤无法忘记自己作为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外，他与天皇关系密切，知道天皇非常不想开战，担心清日战争可能会给第三国创造了插手干涉的机会。李鸿章请求俄国调停，俄国欣然答应。俄国对朝鲜的兴趣（尤其是在朝鲜获得一个不冻港）成为未来几年俄国在朝势力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感谢俄国参与调停，声称只要形势允许，日本将即刻从朝鲜半岛撤兵。英国也表达了维持东亚和平的愿望。年4月，英国政府批准了新修改的条约。尽管英国拒绝放弃治外法权成为日本长久以来的心头之痛，但英国即将成为第一个给予日本平等地位的大国。成立了新内阁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宣称，他不仅认为继续在日本保留领事裁判权不合适，还认为对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言，废除这些已是当务之急。但是，当7月17日英国参与调停时，已经决心开战并且对英国的提议没有兴趣的日本，故意提出了他们明明知道清朝不会接受的条件。日本宣称，但凡清朝在朝鲜增派军队，都将被视为挑衅。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这一规定违反了《天津条约》；然而，日本回答道，这并非英国可以提出质疑的事情。于是，英国放弃了对调停所做出的努力。7月23日，日本混合旅团于黎明时分进入汉城。当他们靠近王宫时，朝鲜士兵突然开火。日军予以反击，之后进入宫殿区，赶走了朝鲜军队，并取而代之地守卫王宫。国王急召父亲兴宣大院君出面主政。尽管兴宣大院君一直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但被监禁在清朝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看法，现在，他欢迎大鸟进入王宫。他告诉大鸟，朝鲜国王已经让他全权改革政府，承诺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将征询大鸟的意见。7月25日，兴宣大院君宣布废除朝鲜与清朝签订的条约。7月25日，日本舰队遭遇了两艘驶向牙山的清朝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炮舰），第一次战争不宣而战。清朝军舰不仅未向日本国旗敬礼，并且全体船员均已进入战位。当两支舰队距离大约三千米时，“济远”号巡洋舰开火，三艘日本军舰予以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济远”号遭到重创，败退而走；另一艘炮舰靠岸搁浅并被遗弃。此时，另外两艘船舰逼近，一艘是军舰“操江”号，另一艘是搭载一千名清军奔赴牙山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随后的战事中，“操江”号挂白旗投降。“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命令“高升”号起锚，跟在“浪速”号的后面。“高升”号抗命不遵，东乡便击沉了这艘商船。“高升”号的船长和另外两名英国官员获救，但清朝船员和一千名士兵坠海溺亡。刚开始，商船被击沉惹恼了英国人，但英国国际法专家为日本辩护，称日本在战时采取的行动是妥当的，于是这一事件被搁置不议，因为这样做对英国政府是有利的。7月29日，陆军少将大岛率领的混合旅团在成欢附近遭遇清军，第一次陆战爆发。日本依旧将战事描述为清军先开火，日军只不过是反击而已。不管怎么说，日本击败清军，并占领了清军位于牙山的营地。8月1日，日本对清朝宣战。天皇向军队颁布敕令，鞭策他们“于陆上海面对清国交战，努力达国家之目的”。天皇鼓励军队“尽一切手段”赢取胜利，但前提是在“国际法所限”范围内。毫无疑问，日本民众对战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自16世纪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后，这是日本军队第一次在国外与外国人开战。这场战争似乎确立了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的新地位。相比之下，清朝就像是日本所摒弃了的种种陋习的化身。在日本人看来，清朝是一个“无知蒙昧”的老大之邦，得意于过去的辉煌，而非今日的成就。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势必要与清朝开战，以便唤醒清朝开展获益匪浅但被冥顽不化的满族统治者排斥的启蒙运动。他将清朝干预朝鲜视为极力阻止启蒙思想传播的无法容忍的暴行，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两国之间的一场争斗，不如说是“为世界文明”而战。年8月，后来作为反战主义者而知名的内村鉴三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 之义》（JustificationoftheKoreanWar）的文章。他确信“日本和清朝之间发动的清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他写道：日清战争决定了是应当将“进步”之道作为东洋的法则，正如西洋长久以来所遵循的那样，还是让“退步”之风永久横亘于东洋。“退步”曾是波斯帝国的庇护所、迦太基的立国方针、西班牙的鼓励之策，最后，又被清帝国选择（吾等希望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例）。日本的胜利，对于东洋六亿人口而言，意味着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通商自由。文末，内村宣称，“日本是东洋‘进步’的拥护者，除了被打败的敌人清朝（这个无可救药地仇视进步的政权）外，还有谁不希望日本获胜？”日本军队在朝鲜取得的最初胜利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爱国热情，这些胜利被画成浮世绘，并像报纸一样传播至全日本。成欢之战产生了两位英雄，他们的事迹被各类艺术家描绘纪念，并有日本和外国的诗人作诗赞颂。第一位英雄是舰长松崎直臣。在腿部中弹后，他继续战斗，直到另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被打中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另一个平民白神源次郎的名声很快盖过了松崎。白神参加了年7月29日的战斗。据报道说，尽管白神身中子弹，但他继续吹号，直到用尽最后一口气。尸首被发现时，他的嘴唇还贴在军号上。不久后，受这个英雄号手事迹的启发，日本民众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浮世绘。例如，外山正一创作了一首名为“吾乃吹号郎”的长诗，诗歌的开头如下：听闻冈山有贤人，唤做白神源次郎。枪林弹雨均不惧，叉腰仰头军号响。人人赞佩纵纷纭，彼乃英勇吹号郎。白神摆手自谦曰，吾乃一介吹号郎。这几句诗没有提到白神并非武士阶层，而仅仅是一个吹军号的应召士兵。实际上，清日战争中的大多数英雄均为出身卑微的人士。这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迄今为止只有武士阶层才具有的英勇行为，证实了全体日本民众都具备勇敢和忠诚的德行。8月11日，天皇向皇祖皇宗正式供奉了宣战诏敕。仪式在宫中皇灵殿举行，天皇还派遣高层贵族向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汇报消息。几天前，就在天皇发布宣战诏敕后没多久，宫内大臣土方久元觐见天皇，询问天皇打算派哪一位敕使前往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的陵墓。天皇回答说：“未及其仪。今回战争素非朕之本意，阁臣等奏战争不得已，故仅许之。以之奉告神宫及先帝陵，朕甚苦。”土方闻言大吃一惊，他劝慰天皇道：“曩既裁可宣战诏敕，然于今言此，或为过也。”天皇勃然大怒道：“无需再谓。朕不欲复见汝。”土方带着恐惧和惶惑的心情退下。回到官邸后，土方细细思考了当前形势。天皇已经向海内外发布了宣战诏敕，并且陆军和海军正赶往前线。天皇向来言而有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想到天皇的话可能对今后战事的发展造成影响，他就忧愁难耐。土方想咨询伊藤，但又担心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那晚他担心苦恼，无法入睡。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侍从长前来捎话，说天皇命令土方抓紧时间选定敕使，以便派往伊势和京都的神宫。土方速速赶到皇宫，看见天皇心情舒畅，与昨晚大不一样，于是他汇报了两名敕使的姓名，之后感泣退出。显而易见，在细想了整个事件后，天皇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取消战争。但是，是什么让天皇如此不愿意批准宣战？也许正如他之前所说的，他担心战争可能会让某些国家插手干预，从而对日本不利；也可能是想到众多日本士兵将战死沙场，因此不想开战；又或者是他担心日本不是清朝的对手。因为外国媒体一致预言，一旦日本丧失了遵守纪律和做好战事准备这一最初优势，大清朝将取得胜利；又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皇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因而不想与产生了圣人的国度开战。为什么明治不愿向神灵或先皇的陵墓汇报宣战诏敕，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明治改变了主意，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和海上之战所投入的热情再也没有动摇过。第四十五章旅顺屠杀日本与清朝的战事进展得如此迅速，不久后，政府便对战争胜利后应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进行了讨论。年8月17日，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交了四个方案：一、宣布朝鲜独立，并有必要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对于朝鲜未来的命运，日本政府应完全任其自主；二、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但由日本政府直接和间接地永久或长期扶植朝鲜独立，并竭力代为担任防御外侮之责；三、若日本政府认为朝鲜自己无力维持独立，并且日本单独负担保护朝鲜之责是不明智之举，则由日本和清朝共同维护朝鲜领土的完整；四、若第三个方案不可取，则由各强国担保，使朝鲜成为类似欧洲比利时和瑞士一样的中立国。内阁认为采用固定政策仍然为时过早，但就眼下而言，应将第二个方案作为总体策略。为践行友好扶植朝鲜这一政策，8月20日，天皇命令枢密院顾问官西园寺公望前往朝鲜，向国王高宗赠送礼物和书函。书函中说，明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