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传奇围棋小说《乌鹭传》
来源：国学网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时代剧变的同时，中国围棋也正进行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清末、民初间，正值中国围棋的传统“旧法”(置有“座子”的旧式棋法)与“新法”(废除“座子”的现代棋法)交替的时期。随着中日棋手之间的接触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在提高棋艺方面，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棋手不仅有与日本棋家交流的机会，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棋谱可资借鉴，比单纯效法古谱的清末棋手肯定有利得多。所以，民国期间中国围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出于复杂的社会原因，民国围棋进步的速度仍相当缓慢。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家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在前后近40年的民国时期，内战、外战、大小军阀混战蜂起。这样多变、多难的时局势必严重影响包括围棋在内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尽管民国棋手已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棋理，又对围棋振兴怀有强烈的愿望，然而，处在这样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的才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旧中国政府也从未为提高围棋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下展示的民国棋界状况，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收入方面，民国棋手主要靠“赌彩”、“帮彩”与传授棋艺。这种相沿已久的旧生活“模式”虽然也促使他们比以上层文人为主体的清末棋手重视棋艺进修，但此时民贫国匮，单纯以艺谋生，将显得十分艰难。所以多数棋手仍要兼有它职，才能维持温饱，一旦时局变化，他们还要为衣食走南串北。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决定了棋手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严重妨碍了民国围棋的进步。
民国时期没有全国性的围棋组织，也没有由国家机构创办的棋社、棋院。重要围棋交流通常只能在供来客对局的大小茶楼(馆、室)与棋会、棋社(包括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棋社，私家举办的棋会，棋社)等场所进行。这类茶楼、棋会属于私家经营，基础比较薄弱，一旦遇到实际困难，就随时可能倒闭。但在漫长的旧中国时期，它门就是中国棋手切磋棋艺的基本阵地。
民国年间知名棋手主要聚集在大型城市进行交流。因为大城市不仅是文化、经济的中心，而且拥有多层次的棋艺爱好者，棋手在这里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可是，知名棋手都走向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棋手就难免囿于见闻，不利于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这一现象，直到三十年代后才稍有改观。但就全国而言，围棋普及的程度仍十分低下。
民国时期从未举办全国性围棋竞赛，以致不同地区的棋手很少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地方围棋组织不断增多，围棋活动比较频繁，开始进行跨越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围棋比赛，并有进一步向全国性围棋竞赛发展的趋势。旋因年抗战全面爆发，各地棋友星散，组织大型比赛自然更无希望。
民国时期出版的围棋书谱与有关著作种类繁多，大致分编译日本棋谱、介绍中日交流对局、翻印古谱，以及围棋笔记、棋话等，涉及面相当广泛。另外，由于民国时期报刊盛行，为宣传围棋提供了方便；少数围棋组织还出版围棋定期刊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不论报刊围棋栏或是定期围棋刊物，都因社会动荡，无法长期坚持。
在民国时期，只要时局相对稳定，围棋活动就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二十年代前期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等，都曾在短暂的安定环境中涌现许多名手和大小围棋组织，也冒出一些才能出众的青少年棋手。足见在广大群众中对开展围棋活动蕴有很高的热情，民国棋手也为推动围棋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可是，在政治腐朽、民生艰难的旧中国，这样的“兴旺”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直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仅有少数棋手达到专业四段的棋力，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1.中日围棋交流
民国建立直至四十年代初期，来访我国的日本棋手络绎不绝，其中，除少数属于旅游性质或在中国侨居外，多数均由我国棋界支持者聘请前来。通过棋艺交流，加深了两国棋手之间的友谊，也促使中国棋艺不断提高。据现存资料作不完全统计，除高部道平从年至年间屡次来访外，还有十几位日本棋手来访。
影响较大的来华访问有：
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六段)访北京，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亦随同前来(见日本林裕《大正围棋史年表》)。翌年，广濑与岩本薰又同访上海，当时上海名手张澹如、潘朗东、吴祥麟等与广濑对局被让3子，与岩本对局被让先二，可见此时我国围棋水平仍然低下。
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漫游，因由驻华日本某军官的介绍，濑越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濑越在京与中国棋手汪云峰、伊耀卿、顾水如等屡次对局，濑越归国后，发表《支那之棋界》，对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经过，中国棋界支持者与知名棋手，中日围棋规则的差异均有阐述。此后，濑越长期留意中国棋界动态，接连发表了《中国棋界之现状》、《西车南船游记》、《访问中国》等多篇文字，热情宣传中国围棋的进步。
年秋，段祺瑞与当时财政总长王克敏集资聘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来访。秀哉到北京后，除与濑越宪作下了半局表演棋外；其余均下让子棋。随后秀哉又应南方名手的邀请，来到上海。这是民国时期日本“名人”唯一的一次来访。从现存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名手善耆、顾水如、潘朗东、何星叔及段祺瑞等均被秀哉让3～4子。据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记载，秀哉于9月27日离日本来访，11月24日归国。
年夏，日本加藤信(五段)来访上海，南方名手范楚卿、潘朗东、方金题、何星叔、吴祥麟、唐善初、王子晏、刘俨廷、宋怀仁等先后受到他的指点。
年春，日本铃木为次郎(六段)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张澹如宅居住一月有余与上海棋手张澹如、何星叔、潘朗东、吴祥麟、王子晏、陶审安等广泛交流。上海名手陶审安奉铃木为师，经常向他请益。铃木归国后，仍与陶继续书信往来，双方曾就古代“围棋十诀”的内容进行反复研讨，并试行文字上修饰与订正(见《东瀛围棋精华》、《围棋》)。
二十年代初、中期，日本棋手赤岩嘉平(三段)、安藤馨(三段)、山平寿(四段)、都谷森逸郎(五段)等先后在上海交流。此间，中国王子晏棋力剧增，他与日本棋手对局中获得很高胜率(见胡沛泉《围棋纪录·故王子晏对局自留棋稿总统计》)。
年8月，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来访。8月20日，岩本薰在北京富户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中国少年吴泉(清源)对局。吴在初让3子的条件下战胜了岩本，改让2子后，吴少年始以微差致败。3天后，岩本薰又在李律阁宅让汪云峰及刘棣怀2子对局，岩本战胜了汪云峰，但负于刘棣怀。顾水如、王子晏、刘棣怀、吴清源等棋手的涌现，证明中国棋界已逐渐换上了一代新人，岩本薰归国后，发表《支那漫游记》一文，记述了与中国棋手切磋的实况。
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前来北京与此时已有“神童”之誉的吴清源对局，初由井上让吴清源2子，连弈2局，井上均因形势被动打挂。于是井上主动提出将棋分改为让先。继而再弈3局，双方1胜、l负、1打挂。井上局后，对吴清源的棋才惊叹不止，发表感想说：“他(吴)已知道日本人所弈的棋形，而且隐约看出他有改进日本棋形的迹象。”这无疑是对吴少年棋艺才华的高度评价。由于岩本薰、井上孝平等日本棋家归国后广泛宣传，吴清源的才能终于引起中、日棋家的 年9月，日本濑越宪作派遣他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前来北京，进一步考察吴清源的棋力，结果吴清源执黑2局连胜。同年lO月，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吴清源东迁日本深造，后来终于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大国手。
年7月，日本濑越宪作(七段)、桥本宇太郎(四段)来访上海，与上海棋手张澹如、吴祥麟、潘朗东、王子晏等切磋棋艺。此间，王子晏执黑对桥本的一局棋弈了3天，费时15小时以上，始以和局告终(见濑越宪作《西车南船游记》)。
年7月至8月，日本筱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来访上海。上海上场棋手有王子晏、潘朗东、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张澹如等，阵容相当雄厚。对局虽然均由中国棋手执黑先行，但日双方竞争激烈，胜负之数往往在毫厘之间，而屡次出现一局棋连弈两三日的现象，可见中国一流棋手已对日本四段棋手构成威胁（见日本小杉丁、筱原正美《中华棋坛访问记》）。
年5月至7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安永一(日本棋院编集总长、当时四段)、田冈敬一(当时初段)来访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清源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由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布局”风靡一时，对中国棋界也有巨大影响。我国名手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雷溥华、张澹如、张恒甫、沈君迁等先后登场。其中刘棣怀、顾水如曾执黑战胜安永一，魏海鸿在被让2子时曾胜木谷实，但在被木谷、吴让先的对局中全部败北。这一战绩，证明当时中国棋手尚不具备冲击日本一流棋家的实力。
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井上一郎(四段)一行来访，曾与上海、南京及北方南下棋手交流。此间正值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尖锐，但懒越一行访问期间曾向部分中国棋手赠送“段位”，对中国棋界产生了影响(见桥本宇太郎《日华手谈》)。
民国时期，原先一直在低谷徘徊的中国围棋终于摆脱了传统着法的束缚，提高了艺术境界，这与日本棋手的来访、指导，以及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引进，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国情复杂，少数日本战争罪犯曾违背人民意志，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包括棋手在内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尤其是年至年间，这是中、日交流史上“只留下流血和破坏的最坏的八年”(引自日本滕加礼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此间，沦陷地区虽然也曾出现以伪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如年在伪“满洲国”新京(长春)成立的“满洲棋院”，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华北棋道院”，以及在青岛、鞍山、汉口、开封等地先后设立的“支部”或“俱乐部”，实际上这都是些受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见日本年版《大手合精选·棋界一年》、日本林裕《围棋百科辞典》等)，其目的也不在于宣扬棋道。但从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来看，唯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围棋在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沟通情感方面，无疑起有积极的作用。围棋由中国传向日本，反过来中国棋手又向日本棋手学到很多有益的棋理与知识，这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与围棋走向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2.棋界的“南北护法”
民国时期政治中枢腐败无能，内战频仍，国家无力倡导和支持围棋事业。因此私人赞助围棋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当时有两个人，或有权势，或有钱财，在自己家中招揽天下棋客，积极促进中日围棋交流，对于维持华夏神州的棋运，作出较大贡献。这两个人即是北京的段祺瑞和上海的张澹如，当年被棋界人士誉为“南北两大护法”。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军阀政府大权、号称“北洋之虎”。段祺瑞虽有这个浑号，但若以为他是粗犷彪悍的绿林汉子。那就错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静深沉、能诗能文的人。段祺瑞酷嗜围棋，也喜欢敞开家门招待南北棋客。因此在他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时期，他的府邸（北京东绒象鼻子后坑），过往围棋高手川流不息，颇有“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之感。凡段氏门下常客，每月咸有津贴，足以维持一般生计。
关于段祺瑞的棋力，诸方说法不一。不过在当时却有“殿样棋”的称号，所谓“殿样”乃是流行日本棋界的一种调侃语，含有唯我独尊之意。他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府邸的棋手下棋，或观看棋手之间的对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他行棋时落子如飞，直感力很强，同时他的自尊心也比常人强出几倍，输棋便恼。这一点棋客们尽人皆知。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他门下的棋客原来都忌些颇负时誉的高手，但为了不扫他的兴致，常常卖个破绽，故意败下阵来。老段亦沾沾自喜。据说他下棋往往采用一种模式：布局时相互围空，中盘时双方围空基本完成，老段便猛然打入对方空内，只求活一小块便罢。老段称之为“花园里面建小舍”。每逢此时，对方总是左右为难，既不敢将打入的棋子吃掉，又不敢在段总理的宝地上动士，因而老段便成了常胜将军。
少年吴清源经名手顾水如介绍，也成为段门座上客，并且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元的补贴。他曾与段总理下过一局棋，老段仍旧象平时那样蛮横无理、盛气凌人，满不在乎地走出无理着法。吴清源毕竟是个孩子，童心未泯，也就毫不客气地拼命追杀，结果将段总理的棋大部分吃掉。当时在场观战的棋手和随从们都捏着一把汗，最后老段无奈，只好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可怜那天大家连照例的早饭都没混上，只好饿着肚子回家。吴清源也被顾水如训斥了一通。从那以后，段祺瑞再也不找吴清源下棋了。尽管如此，每到月底，吴清源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老段依旧照数发给。
段祺瑞下棋时的唯一克星是他的儿子段宏业，此人棋术高强，能与座上的一流好手一争短长。当父子两人下棋时，儿子明知父亲好胜，偏不买账，下手毫不留情杀个痛快，往往惹得老段勃然大怒。据说有一次段宏业在外地，老段突然通知说要见他，儿子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匆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回北京。谁知老段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一盘棋，结果儿子又胜老子。老段推枰而起，骂小段说：“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
当年出入段公馆的国内高手，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乐山，汪耘丰、顾水如、吴清源外，还有刘棣怀、雷溥申、雷博华、金亚贤、崔云趾、王幼宸等人。这些人都是职业棋手，但也大多以担当秘书或嘱托为名受骋，出入权贵者的府邸。这样在北京的段公馆内，也就形成了一个全国围棋活动的中心。
段祺瑞不仅在自己手下聚集了不少国内的围棋精英，还时常聘请日本高手来华，进行棋艺指导。年秋，段祺瑞邀请日本广濑平治郎六段来访，同来的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是个未满17岁的少年，他同老段对弈时也有失“恭敬”，事后被广濑训斥了半天。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我国青岛施游，历时约两个月，夏秋之交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欢迎接待。彼时濑越年富力强，技艺高超，让子棋尤为出色。名手如汪耘丰、伊耀卿等均被让至三子，顾水如因熟悉日本布局，独能受二三子对局。与此同时，段祺瑞又邀请日本“本因坊”秀哉来北京，成为当时轰动的事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纠纷，当段祺瑞与秀哉对弈时，老段仍要拿白棋，秀哉不肯，坚持必须让子。争到最后，老段虽然同意让子，却死抱着白棋不放，结果就在棋盘上摆上两枚白子。对局前，也有人劝秀哉手下留情，秀哉不答应，说“回去不好交待”。结果秀哉连胜三局。同年11月，秀哉准备启程回国，向北洋政府讨取原先说好的盘缠，老段给他来个闭门不见。秀哉无奈，只好托人说合，约老段再战一盘，故意输棋，换得元路费。
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北京反帝爱国的示威群众开枪，伤亡百余人，一手制造了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4月，他终于被国民军赶下台，黯然退居天津寓所，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段门的棋士们失去了庇护和接济的靠山，只好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刘棣怀飘零四方、雷溥华闭门养病，金亚贤颐和园售票、崔云趾开起茶馆，号称天下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后来也回到上海。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在华北物色汉奸傀儡，段祺瑞因有亲日的背景，自然成为侵略者笼络的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迎他南下，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段祺瑞移居上海，总算成全了民族大节。年，段褀瑞在上海又一次广召天下棋客，短短数月，段公馆内又形成新的围棋中心，那些老的段门棋客重新聚集到段祺瑞身边。老段此时虽然只是寓公，但他广有钱财，依旧每月给棋客发津贴。棋客们对他也是敬畏如昔，顾水如有一次请老段授他二子，决战三局赌彩，结果竟以一胜二负败北。汪耘丰从北京跑到上海，请老段授他三子，竟一胜一负。老段喜出望外，顺手掷下0元谢礼。就在这一年，旅居日本的吴清源回国游访，在上海见到段祺瑞。老段知道吴清源在日本声誉日隆，并要加入日本国籍，不禁深为动容。不久他去庐山养病，见到蒋介石，向之建议提倡围棋，召回吴清源，否则中国的围棋将愈发一蹶不振。蒋介石哪有这种雅性，只是口头敷衍几句，过后也就不了了之。
段祺瑞一生的所作所为，大都可以否定。唯独倡导围棋、支持中日围棋交流，作出有益的贡献。对此，陈毅副总理曾说：段祺瑞之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好下棋和提倡下棋。对段祺瑞在围棋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张澹如，名鉴，浙江吴兴南潯镇人。其上代以经营丝、盐起家，为南浔刘、张、庞、顾四大巨富之一，在江、浙、沪及香港、欧美均有产业。但澹如能成为民国时期棋界护法，不仅仅因为他财力雄厚，而且他还有一些政治背景。他的哥哥张静江，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张静江以“党国元老”的资格，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静江从小跛足，不良于行，人称“张跷子”。在日本尝从长滨彦八四段学棋，后与高部道平受四子。他有时在上海的寓所举行棋会，招待中日棋客。由于两腿瘫痪，不能起立，在室内坐轮椅而行，周旋于棋客之间。
张澹如则比乃兄更热衷于围棋，他的棋力不弱，落子迅捷不加思索，高部道平初来时让他三子，后减至二子。澹如于国内棋界交游极广，每日在上海威海卫路自建洋房内招待棋友，从下午2时起，供应丰盛晚餐，来者不拒，但亦以高手及知名人士为限。国内棋客来沪之熟稔者，常按月致送津贴，资助生活，使之能够潜心研究棋艺。例如嘉兴名手王子晏初到上海，澹如聘请为“证券交易所”会计，但只是挂名支薪，使子晏成为从事棋艺的“专业”棋手。对于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高手，可谓功德无量。澹如还创办围棋组织，邀集新老棋手会弈，并设对局彩金，胜负略有差别，由账房逐日登记按月分发。使棋客既有一定收益，又有高手指导，技艺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不仅如此，澹如还有意识地广收日本棋谱，提倡中国棋手研究日本新法。他经常邀请和接待日本高手来访，支付旅费和对局酬金，促进中日围棋交流。例如年7月瀨越宪作，桥本宇太郎访问上海，年4月小杉丁、篠原正美访问上海，都由张澹如在家室接待，并安排与中国棋手对局。
出入张门的“职业”高手，除王子晏外，还有魏海鸿，潘朗东、吴祥麟、陈藻藩等人。由于澹如的鼎力支持，在二三十年代，对上海围棋的发展，起过相当的作用。
当棋界两大“护法”声势鼎盛时期，南北知名棋客，不入段门，即入张门。实际上形成两大围棋活动中心。开始时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也进行过激烈角逐。20年代末，王子晏高踞南方棋界首席，无能匹敌。北方棋界颇不服气，曾推派顾水如南下挑战，未能得利。年又推派刘棣怀南征，获得快胜。刘棣怀不打谱，不用常规，以扭杀见长，素有“刘大将”之称而蜚声北地。他知子晏布局定式极熟，官子尤楛，若按部就班，平稳弈去必输无疑。所以一上来就扭住厮杀，子晏素来认真，往往白日鏖战，夜间还苦思冥想，不能成眠。但他患有肺疾，体力不支，结果被刘棣怀打下擂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两大“护法”先后衰落，南北棋客串连日久，彼此互相影响声援，界限也逐步沟通。段祺瑞于年去世，张澹如也因体弱多病，于40年代初期杜门谢客。自此之后，国内知名棋客失去两大靠山，生活艰难，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棋坛的情况愈显凋敝。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围棋衰落，“振兴”二字是谈不到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依赖段祺瑞和张澹如的赞助支持，尚能维持一种小康的局面。在政府方面无力顾及围棋事业的情况，这种私人的贡献更有其难能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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