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一代伟人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42个春秋。今天，党建网微平台重发此文，让我们一同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的天资特别是他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磨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特殊作用，也影响和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一、英雄气质。
无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的战友抑或是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身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可以用英姿焕发、雄才大略、雄视天下等等词语来表达。还在毛泽东十三岁就读东山学堂时，一首“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呈现出一种少年豪气。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知令多少人折服。据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回忆，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当他率领人同百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在陕北捉迷藏时，竞敢于冒险同追捕他的国民党部队相向而行，大有十万军中探囊取物的气概。抗战后期，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一时间全世界“谈原子弹色变”，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在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将《解放日报》负责人叫到窑洞进行严厉的批评。他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他更知道信心的重要。此后，他多次谈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年6月他转战城南庄，国民党飞机投下炸弹，在尚未爆炸一些人连拖带拽拉他进防空洞时，他偏要指着丝丝冒烟的炸弹说“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这就是充溢着英雄气质的毛泽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三大战役后，卫士给他梳头，发现他头上生出一根白发，他幽默地说：“打了三大战役，害得我白了一根头发。”毛泽东的英雄气质，坚定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柱石。
二、天下气质。
如果说英雄气质反映的是一种豪气，天下气质则是在英雄气质基础上又平添了一种境界，一种责任。项羽是英雄，但他的境界定格在“不能锦衣夜行”上；梁山好汉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上；唐宗宋祖是英雄，但他们的境界定格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毛泽东的境界，是追求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青年毛泽东辞别父母留下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从小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抱负。还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呼声。此后，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从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这一切，原动力都是毛泽东的“天下气质”。天下气质的背后是担当、是境界、是责任、是胸襟，也是对大势的把握和驾驭。毛泽东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同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三、求真气质。
求真气质是毛泽东从小养成并在求学和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日益鲜明的气质。学生时代，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各个主义的选择中，他认定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革命通过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照搬苏联经验，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毛泽东不断思考和探索，寻求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秋收起义的目标本来是打长沙，这是上级的指示、中央的决定。但在如此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进行新的思考，寻找新的目标，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继之开辟了中央苏区，并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遭受的挫折，“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在担架上，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上不断力争，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轨道。抗战中，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思潮，“求真气质”促使毛泽东冷静分析中日力量对比，从战术到战略，从军力到人心，从国内到国际，最后以一篇《论持久战》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础。“求真气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甚至包括他后来的失误。失误，也是他在“求真”，是他“求真”的代价。
四、善学气质。
善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从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善学”不仅指“学”，更包括“善”。毛泽东的“善学”就是善于从各类书籍中吸取他人的智慧。他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启发出军事斗争的灵感，从《资治通鉴》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到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是读有字书。他还善于读无字书。还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就多次和同学好友结伴“游学”，从现实生活中增长知识和智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不刻板、不教条，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正是学到了家、学到了真谛。善思，他思维开阔，或纵情于天地万物之间，或驾驭于古今风云之上，忽天马行空，忽独辟蹊径，常常能想别人所不能想，思别人所不能思。他的思维大到政治上把地球“裁为三截”，小到从科学上认定“基本粒子”还可再分。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科学家新发现的构成“夸克”和“层子”的更基本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毛泽东。这一提议被大会通过。这个提议的起因是，年，毛泽东同钱三强等人曾有过一段对话。毛泽东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回答：“是这样。”毛泽东又问：“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这一问把这位科学家问住了，因为当时世界上认为，质子、中子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停了一会儿，钱三强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后来，毛泽东当着于光远和周培源的面又提起这件事，并引用了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在国际科学界，有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科学概念的，也有用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新的科学发现的，但几乎没有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是一个例外。善谋，毛泽东的善谋表现在对复杂矛盾的判断上，表现在跳出局部范畴的大视野大思路上。在军阀割据中，他认为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几不管地带”，正是给中国革命发展留出的空间，并借此谋划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他思考新的世界划分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中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谋划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彻底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善断，是基于对复杂事务的深刻判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胆略，一种魄力。毛泽东的善断表现在每当革命处于危亡时刻，在他人无法找到出路的时候，他总能及时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并大胆决断。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四面围堵，毛泽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决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当时红军指战员的心声，也是对毛泽东“善断”的由衷感佩。善处，即与人共事的能力。毛泽东一生面临各种复杂情况，国际怎么处，国内怎么处，与敌人怎么处，与朋友怎么处，与自己的同志怎么处，顺利时怎么处，不顺时怎么处，处于多数的时候怎么处，处于少数的时候怎么处，他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的一句名言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不啻于“善处”的最好诠释。
党内有“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成了教条主义；有善学善思善谋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缺少善断的魄力和善处的能力。由于“五善”兼具，使得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党在革命斗争选择中的一种“必然”。
五、自信气质。
毛泽东自信气质贯穿一生。他曾多次引用少年时期的诗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用以倾述自己的志向，表达自己的自信。如果说青年毛泽东的自信是一种志向和责任，那么参加革命后，实践斗争的锤炼又使他增加了一份能力和智慧。因为他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就是农村根据地；找到了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大剧的功夫，就是武装斗争；找到了这出大剧的脚本，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年，在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应老对手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坦然赴之，从容应对，平安归来。试问，此举非大智大勇者焉能处之，非充分自信者焉能为之？毛泽东的自信气质表现在革命实践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他坚信“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生活上，他畅游长江吟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泽东的自信不是自我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根本规律与最终归宿的洞察，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了解和精确判断，源于他为了崇高理想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智大勇。他的那句“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六、率性气质。
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处处表现出敢爱、敢恨、敢为、毫不做作的率性。毛泽东喜欢游泳。赫鲁晓夫来访，本来是一场十分正规的外事活动，毛泽东却拉着赫鲁晓夫套上救生圈去游泳池里“会谈”。尼克松来访，本来这是惊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却要和尼克松谈哲学问题，“正事”告诉他“同总理谈”。毛泽东的率性气质更多地反映在生活上。据警卫员回忆，年，毛泽东在上海看《白蛇传》看得入迷，他看到法海阻挠白娘子、许仙成婚时，在剧场当场站起来指责。当时由于他肚子大看演出时松开了皮带，以至于裤子掉了下来，害得警卫员急忙帮他提裤子。演出结束同演员握手时，毛泽东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却没有理睬“法海”。毛泽东的“率性”很难用“好”和“不好”，“对”和“不对”来解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只能这样理解。
七、幽默气质。
毛泽东可以说是语言表达大师，通过他的幽默气质，常常把复杂、紧张、刻板的问题简单化、趣味化，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年他为红四军制定《教授法》时曾特别提出“说话要有趣味”。在谈到和朱德的关系时，他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笑谈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年7月7日，华北联大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当时联大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借题发挥，十分精练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年国共和谈期间，重庆各界邀请毛泽东演讲，突然有人提出：“假如此次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机智巧妙地回答：“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此言一出，掌声雷动。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不经意间运用“幽默气质”的“四两”拨开压顶的“千斤”。
八、倔强气质。
它展示的是一种执着，一种坚韧，一种毅力。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从已知的文字记载和毛泽东大量诗词文章中都可见到他的刚强，也可透过刚强看到他的倔强。论资历，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早期曾经做过党内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但后来又多次降职，甚至被误传“开除党籍”。毛泽东几度沉浮，但都不曾灰心丧气。可以说毛泽东身上的巨大能量和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意志力是常人难以比拟的。革命期间，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跑了，有的人叛变了，而毛泽东却始终思考着、坚持着、战斗着，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的历史责任感，是他的革命理想和信心的支撑，同时也是他的倔强气质使他能做到不妥协、不屈服。毛泽东革命斗争中如此，生活上也是如此。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毛泽东从小就越摧越坚，越压越硬。3岁时，因为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要他下跪，他就威胁要跳池塘，最终以“一膝下跪”达成妥协。毛泽东喜欢挑战别人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他不听劝阻游长江、游湘江、游珠江，他还要游黄河，还要从头至尾考查黄河，甚至还要到密西西比河游泳。这些都反映了他敢于挑战一切的刚强和刚强中透出的倔强。
九、风雅气质。
毛泽东手不释卷、信手拈来，他的风雅不是矫揉造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本性、纯天然的风雅，是大气度、雄万端的风雅。毛泽东一生创作诗词百余首，既有“我失娇杨君失柳”的柔肠，又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既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浪漫，又有“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慨叹。每一段柔肠、每一段豪情无不透视出他的风雅。人们最为叫绝的词作《沁园春·雪》，以其撼动山河、摇曳历史的气势，不但打赢了国共两党的文坛政治大战，而且成为中华诗词宝库中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千古绝唱。据回忆，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安化拜访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写了一副上联摆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随即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其语中的内涵让老先生顿然亲近有加。在井冈山革命处于低潮时，当行军打仗人困马乏，吃不上喝不上许多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一生不但创作了大量诗词，而且留下了许多墨宝，成为近现代攀上狂草高峰第一人。年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书法》杂志和几家媒体举行了一次评选百年十大书法家的活动。通过专家评选和无记名投票，毛泽东被列为第五，列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之后，与沈尹默并驾，排在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之前。郭沫若诗赞毛泽东“泰山北斗，诗词余事”。诗词是毛泽东的余事，书法对于毛泽东就是余事的余事了。
毛泽东的风雅来自于他的浪漫情怀和高度自信，来自于他的文学功底和人生驾驭，这种风雅是黑暗岁月里民众看到的天边朝霞，是枪林弹雨中人们嗅到的战地黄花。
十、平民气质。
还在毛泽东幼年的时候,他就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一次毛泽东的父亲买猪，并付了定金。等毛泽东去赶猪的时候，猪价上涨，毛泽东感到心里不安，自作主张退还定金，觉得不应“赚心灵不安的钱”。工作中，毛泽东也许是平民气质使然，他一生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常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向下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种平民气质使他能体察下情，了解实际，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大量著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平民气质表现在生活上，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反感戒备森严、警卫重重，把自己和群众隔离；他更反对走形式，讲排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最爱穿的就是“布鞋便装”。他生活上不讲究，衣服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走路累了捡一根树枝可以当拐杖。毛泽东平民气质的本质是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份子，和广大的劳动者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体会他们的温饱冷暖。他的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玩笑，平民气质都使他赢得人民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毛泽东的气质可以说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从一般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与传统美德；从特殊性讲，毛泽东的气质展示了个人的独特魅力和人格风采。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后来的失误，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同他的个人气质也有一定关系，但孰重孰轻，毋庸置疑。如果不怀有偏见，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气质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特殊法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一位二十世纪的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人定位越来越将被历史所证明。而毛泽东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这位伟人。
（来源：《光明日报》文章《毛泽东的气质》，作者：唐双宁,本文有删节）文章大家毛泽东今天是9月9日。42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声歇人去，尘埃落定，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以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但对作为文章大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有拿过枪杆子。他手下有十元帅、十大将，一千个将军（年第一次授衔个），从井冈起兵到定都北京，抗日、驱蒋、抗美，谈笑间强敌灰飞烟灭，何等潇洒。打仗，他靠的是指挥之能，驭将用兵之能。但笔杆子倒是一辈子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虽然他身边也有几个秀才，但也只是伺候笔墨，实在不能为之捉刀。他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做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文章不绝。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连绵不绝，比肩竞秀。毛泽东算得一个，也是文章群山中一个巍峨的险峰。
毛主席手书苏轼诗一首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毛是政治家、思想家，不同于文人雕虫画景，对月说愁，他是将政见、思想发之于文章，又借文章来平天下的。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城府。我在谈范仲淹一文中曾说到古今文章家大致有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之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五四”时期刚要踏入江湖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地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有动摇和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甚至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你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振四海、制六合的味道？再看他在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从上面所举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能看出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先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便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的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之所以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来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毛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今人和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毛主席转战陕北（素描）刘文西绘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从小孩子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了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一个旧中国。要让中国的民众和他领导的干部懂得他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要对中国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翻新改造，结合当前的实际。在毛泽东的书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你不能不信，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毛的引用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引用它却这样给以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基层干部听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行文简短只有千数字，而且还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甚至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中概括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像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轻松地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就司氏本人来说，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也为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但阴差阳错，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也就只好背上了这个形象。
毛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掉书袋。他是认真地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考据癖的程度。如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毛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专科中是找不到的。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不是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袖是不合格的领袖。
毛主席在抗大（素描）刘文西绘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不装不假，见真人性。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要端个架子，这是官场的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许多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但是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幽默的谈吐。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举重若轻。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用长篇大论来阐述清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毛曾自信地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是“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我们再看他的幽默。
毛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这不容易。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年他在对我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也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也曾有这样的用法：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
毛是很推崇鲁迅的，他深得其笔法。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幽默的谈吐，不慌不忙，说明他的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中共早期的领袖有此才，二战时的国际领袖也有此才，如邱吉尔就以幽默闻名。战后英国国会通过提案，拟塑一尊邱吉尔的铜像，置于公园。邱吉尔回绝道：“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会在我的头上拉屎，还是请免。”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毛之后中国的掌舵人邓小平也是幽默的。年0月邓访问日本，这是一次打破僵局、恢复邦交、学习先进的破冰之旅，任务很重。他说，我来目的有三，一是互换条约，二是会老朋友，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仙草”的。日本人听得笑了起来。他们给邓最好的接待，给他看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苦难出人才，时势造英雄，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我们常说，领袖也是人，但领袖必须是一个有个性、有魅力的真实的人，照葫芦画瓢是当不了领袖的。
毛主席手稿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看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一下就被它的开头几句所吸引：“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我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沿着山花烂漫的曲径小路，一步一步直到政治大山的深处。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如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信函、作对联、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又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我们先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9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影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我们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上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我们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这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最好的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之前这样的人物不多，他之后这样的领袖也还没有出现。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的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要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地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地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中，有许多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95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件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和“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可惜他没有看到现在文风之江河日下，“假大空”之登峰造极，否则他会拍案大骂，或者会被活活气死的。
功过与才艺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有错、有过的人物。这在官方已有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文章方面说，毛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他以大气魄写过许多好文章，但也写了气势不小的《炮打司令部》，发动了“文革”。他相信文章能指挥全党，调动天下。年，庐山会议时，“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败象已露，他仍大声宣布要亲自写一篇一万字的《人民公社万岁》。他辛辣幽默，痛斥反动与落后，但后来却以自己的错误来讽刺别的同志的正确，如挖苦反冒进的周恩来写不出“跃进”文章；说不愿加快合作化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他善用典故，却在庐山会议上借枚乘的《七发》来嘲笑反对“大跃进”的张闻天是发疟疾病，等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年春，他还幽默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幸而被言中。这当是因为后来权力太大，失去民主监督所致。历史很有意思，总是把一个大人物推到最高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智，建功立业，却又给他权力，让他有条件去犯大错误。
毛的功过自有评说，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勿让功过掩盖了他的才艺，勿因情感好恶忽略了他的文章。比如他的书法，大多数人都能认同。因为书法更偏重于形式艺术，离内容较远。其实文章写作也是一门艺术，也有许多形式方面的规律和技巧。毛泽东是职业政治家，但是死后的毛泽东并不全靠政治吃饭。“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不像我们现在的许多干部，退休后一没有会开，就坐卧不宁，无所适从。其实这也不是个新问题，就是古代的皇帝、宰相（他们也是职业政治家）也分两种，有的人政亡人息，有的人死后还活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或者艺术王国里。这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多大关系。如魏武帝的诗，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还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艺术就是艺术。当年骆宾王曾起草了《为李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看后鼻子都气歪了，但还是忍不住夸奖是好文章。文章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名传后世，抗战时毛泽东还将它作了社论的标题。骆、武之争，人们早已忘记，而这篇文章却成了檄文的样板。可见文章是一门独立的学问。
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只可惜常被政治所掩盖。红尘过后，斯人远去，还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从中汲取一点营养，特别是注意补充一点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身在高位的人，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也能增加一点领导的魅力。打天下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选自《新湘评论》）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