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科幻小说的定义一直令人争论不休，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不可避免的跨学科色彩。科幻小说，即科学幻想小说的简称，由ScienceFiction翻译而来。这一由来已久的名称直接指向了科学和幻想两方面，小说的形式又强调了它必然具有的文学性，而这三点正是众多争论的基本核心。吴岩曾对科幻文学的诸多定义进行过梳理，将其分为科普、广义认知、替代世界和STS(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四大族类，同时从统计学角度分析受众，提炼出六个词汇群:文学状态、探索因素、科学内含、认知方式、审美因素和警示因素。吴氏的总结涵盖了绝大多数科幻文学及其特征。
《三体》被认为是国内硬科幻的代表作。作者刘慈欣曾满心欢喜地提到，吸引到很多圈外读者的是最具古典科幻理念和技术内核的第三部《死神永生》，这令他颇感惊喜和意外。然而，随着热潮掀起，第二部《黑暗森林》中提到的宇宙社会学及其核心“黑暗森林”法则却逆流而上，占据了讨论热潮的主要位置，一度被商界，尤其是被互联网业界奉为行业“圣经”，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
一个必须注意的现象是关于“黑暗森林”法则的网络评论十分庞杂，而深人通透的讨论却并不多见。就学界已有的研究，要而言之，一类以零碎观点的形式包含在对于刘慈欣科幻创作或者中国新生代科幻的整体研究中，多为硕士论文，另一类则是基于某一理论对三部曲进行全方位剖析，相对较为系统，但落到实处和见地深刻的并不多。总的来说涉及以下几个因素:思想实验，相关研究者主要有贾立元、胡敏、刘志荣和杨晨等人;科技与人文，与科幻定义之争联系紧密，有宋明炜、杨晨等;达尔文主义与现实性因素，有严锋、韩松、陈新榜、王瑶和林品等;此外还有少量跨学科研究的 何谓“黑暗森林”法则?作者在文中借罗辑之口用了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瞒姗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
同时，作者还提出了猜疑链和宇宙社会学基本公理:“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这部分的内容出现在第二部《黑暗森林》尾声罗辑与史强的对话之中。在此之前的情节大致是三体人利用更高级文明的科技锁死了地球科技发展，并组织庞大的宇宙舰队直奔太阳系;地球人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的弱点，制定了面壁计划，而三体一方则在地球背叛者之中选出破壁人与之抗衡;罗辑通过前辈叶文洁提示的宇宙社会学线索，参悟出宇宙文明之间默认的公理，即“黑暗森林”法则，从而同时成为面壁人和破壁人;最终，地球进人了与三体文明互相牵制的威慑纪元。
就叙事作用言，不同于许多新生代科幻作家对传统的颠覆破坏，刘慈欣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充满新古典主义特征，在叙事特点上往往表现为既吸收了古典主义节奏紧张、情节生动的特点，又使用“密集叙事”和“时间跳跃”来回应快节奏的现代阅读要求。《三体》也同样如此。一方面，与紧张的节奏和生动的情节相呼应，三部曲的语言多少有些质朴无华，这自出版以来也遭到了不少垢病，比如一些评论认为《三体》缺乏应有的文采，难以卒读，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多半是纠结于第一部中不太成熟的语言，因此未将完整作品的语言风格与叙事结合起来看，因为文中各类句式和语体的混合运用基本是为了叙事的需要，正是这样朴实的句子堆叠和组织起来，才制造出一种独特的厚重感和宏大感。此外，作者在语言文字使用上也渐趋成熟:第一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娓娓道来的冷峻话语，朴素现实，却令人如临其境，第二部迈人近未来后对于各种宏大场面的描写，通过日常对话道出“黑暗森林”法则，最后过渡到第三部想象力肆意飞腾的各种震撼场景与精细的人物心理描写，其间还穿插了推动剧情发展的象征性童话故事。
另一方面，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叙事节奏也越来越快，带给读者既震撼人心又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黑暗森林”法则可以说是一个尤其重要的临界点，在这个点之前，是从现实时间点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拉长到近未来;之后则是步人威慑纪元，向更遥远的未来迅猛奔进，在冬眠等科幻因子的影响下，读者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时间概念在故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人类文明史延伸为宇宙文明史。虽然前后的叙事都在不断加快和密集，但后面部分的加速度明显与之前拉开了鸿沟。从整体看来，主人公罗辑对于“黑暗森林”法则的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转折点，正因如此，后面更加恢宏震撼的情节才得以合理顺畅地展开。
科幻文学集想象性和创造性于一身，不像大多数文学一样以现有世界为背景，而是依据一定的理性想象构建出一个新世界和推动它运行的新规则。文本对话中以比喻形式存在的“黑暗森林”法则，看似不过寥寥数语就概括了浩渺庞杂的宇宙文明体系规律，却非无稽之谈，而是经过了作者较为填密的思辨与推敲，通过作品的内在逻辑推演而来。然而，这种有凭有据并不意味着它毫无缺陷，网络上就有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从严格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它是不成熟的。但科幻文学并不是一块专门用来判断是非正误、合理与否的领域，虽然发现作品中某个预言成真的确令人欣喜，但过于执着于对错只会失掉体味其中想象魅力的机会。
综合而言，“黑暗森林”法则的简洁易于使读者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理落差，在熟悉与陌生的交织中生成一种独特的新奇感，一定的合理有序也使得故事整体趋于和谐。同时，这一核心设定的意义之所以重要，更是因为其蕴藏的对于人与宇宙(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探索，这种饱含深意的形式曾被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Bell)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它是艺术的基本性质，能够触动人的审美情感。“黑暗森林”法则唤醒的正是人们仰望星空式的宇宙的审美体验，本质上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性感知。在三部曲，尤其是第三部中有着很多这样的设定，不过大多是基于科技的设定，它们也利用科幻文学的特性在不同层面上不断引导着人们进行新颖的体验，拓展着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张力，造就了空前的成功。
二、意义:“黑暗森林”法则的思想及警示价值
就科学与人文关系而言，科学是科幻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别的重要特征，而人文因素则是它之所以成为这一文类的根基，二者相辅相成，并非二元对立。
毋庸置疑，刘慈欣的科幻创作自始至终都与科学密不可分，“黑暗森林”法则之后，更是在《三体》的第三部《死神永生》中达到了一个巅峰，因此通常被划归至“硬科幻”范畴。他本人也在创作历程回顾中承认一开始属于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的纯科幻阶段，直至考虑到大众化，才开始从被迫到自觉地融人人文因素，从而走得更远。
刘慈欣的人文探索之路可以说是一种滚动递进的模式，“黑暗森林”法则算是一大转折:设定的本身就是基于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学，自然已经成为设定的背景和决定力量随时随地地潜伏在字里行间。此后的《死神永生》则重新回到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探索，冷酷的科学美感与温情的人文关怀融洽合一，形成一次完美的复归。虽然从认知角度来看，科幻小说是超经验主义和非自然主义的陌生化文学类型，但它本身并非超自然主义，反而“与自然主义文学、自然主义科学，以及自然主义的或物质主义的哲学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复杂辩证和认知性的认识论”。《三体》的整个创作历程可谓达到了“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诊释科学”的效果，“黑暗森林”法则虽不是最终的归宿，但也是历程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现实与幻想层面。除了源自新疆域的空灵感，刘慈欣的作品还比较贴近现实，比如《三体》第一部就是从历史距离感不远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写起，即使是“黑暗森林”法则也容易让人将其与现实联系到一起，从而引发各种隐喻和折射意义的阐释。作者曾在采访中承认过这一点，但否认了自己是将科幻当作批判现实的工具，而是通过现实让中国读者更好地适应文中对未来的过渡:“如果我的想象力是一只风筝，现实就是线，得有线牵着让风筝飞上天，这样容易把读者带人你想象的世界。”当然，从现代阐释学角度看，并不能据此否定所有“黑暗森林”隐喻说的合理性。
对于“黑暗森林”法则的隐喻说解读多可以划归至达尔文主义说，包括互联网行业一度将其奉为行业竞争规则的“圣经”，强调法则所体现的“零道德”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投影，甚至直接与中国现状相结合，直接推出达尔文主义的阐释。刘慈欣曾坦言《三体》中零道德的结构性质都是由宇宙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宇宙就是其中的自然现象;不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暗森林”中的竞争个体指的是更为宏观的不同文明，是一种大尺度上的角逐，有着更耐人寻味的诗意，但两者从整体上而言的确是高度吻合的。
总而言之，“黑暗森林”法则之所以能够被热议，主要是因为它触动了读者“普遍的终极关怀”。毕竟自然界中生物竞争都是由来已久的普遍性话题，加上作品本身是从中国现实出发再放飞幻想，如此紧密的结合自然会让人将现实中的各类问题对号人座，现实社会竞争中潜滋暗长的道德危机在文学作品中被毫无保留地示众，本质上等于把个案纳人通过客观理性虚构出的整体设定中去比照。
再来看“黑暗森林”法则的生态学意义。生态学作为学科名词，由德国博物学家E.Haeckel率先提出，即“研究生物在其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指动物有机体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互惠或敌对关系”。自20世纪后半叶始，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生态文学及其批评也就应运而生，国内著名学者王诺将这种文学类型定义为“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三体》虽从整体看并不能被简单划归到生态文学中去，但它和绝大多数 总之，《三体》中围绕“黑暗森林”法则而逐步展开的起起落落，既从生态学角度带来更多的启示，促使人们用更深远、全面的思维去反思我们目前的生态观念(尤其是许多偏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合理与否，也从这一点出发，思索个体与整体、民主与集权、人性与兽性等问题在宇宙文明背景中的冲突与抉择，意义深远。
三、渊源:“黑暗森林”法则的思想实验与结构式寓言
科幻文学的结构式寓言理论源自美国科幻理论家罗伯特·斯科尔(RobertScholes)。他提出小说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升华，即提取人们焦虑和恐惧的东西，通过有意义的形式，能使读者获得一种替代性的释放体验;二是认知，即与经验和真实有关的图景，能帮助人们了解自身存在状态。他还将兼具升华和认知功能的最理想模式称为结构性寓言，并认为“在当下和不久的将来写出的最好小说，一定是关于发生在将来的故事”。然而，科幻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范广围，类型多，结构如同金字塔，底层繁多的普通作品到顶层形式和思想意义兼具的代表作品之间有着质的区别，结构式寓言理论其实是将科幻小说中有价值的作品提取出来，强调其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
刘慈欣早期青睐棱角分明的纯科幻，但不久就认识到科幻小说作为大众文学，必须与读者的欣赏取向保持一定的平衡，于是走向大众化写作的道路，到了三部曲创作期间，在表达自我理念和满足大众认知之间达到一种圆润纯熟的境界。《三体》的现实性特点就是其认知功能的体现，是为了让大部分热衷在作品中寻找现实经验的中国读者更好地过渡到幻想世界的引桥，通过比照，也通过文本对话和比喻的形式，使得以宇宙为幕布的“黑暗森林”法则更有说服力。
当然，对于科幻小说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在已知基础上创造。当代著名科幻研究学家达科·苏恩文(DarkoSuvin)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为陌生话(Defamiliarization)，提出“科幻小说是一种认知性陌生化文学”，是对于现实元素有意的扭曲与变形。斯科尔斯也认为包括科幻在内的虚构小说“都毫不例外地坚持某些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叙事性断裂，否则它就不是虚构小说。一个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在于它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存在加以安排”。“黑暗森林”法则就是认知性和陌生化的极佳结合，一方面，具有深厚的现实经验基础，是作者在现实世界真实经验或多或少的折射;另一方面，不再拘泥于日常生活中的狭小世界，投射到广阔的宇宙舞台上进行更大幅度的推演，造成断裂感，文本位置前后又分别是更近似现实经验图景和更偏向空灵幻想的未来愿景，如此引领着普通读者逐步从尘嚣的现实迈人空灵的科幻世界，在脚踏实地的同时通过仰望星空来获得前所未有的震撼，使整部作品在结构上构成一个更加和谐自然的系统。
兼具认知性和陌生化并不能就此宣告作品和“黑暗森林”法则的成功，那样只能算是暂时畅销的大众文学，并不能抵挡时间洪流冲击而在世界科幻文学丛林中异军突起，它们的高度还离不开自身的升华功能。“黑暗森林”法则展现的是一个“零道德”宇宙中残酷无情的资源争夺，本就是生存根本问题，是笼罩在大自然中每个资源竞争者们心头上的霆色，冷冰冰的规则背后潜伏着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兽性和与自由主义不完全相容的集体抉择问题。这个易于使和平安乐年代大多数人产生焦虑和恐惧的问题，就这样成为科幻小说中的思想实验，被投掷于台面上公然演绎，令读者心头一紧和思索的同时，也会让人庆幸这只是一次思想实验而不是现实，从而产生阅读快感。
总括而言，《三体》可以被归类为结构性寓言，在关照大众化认知需求和满足读者精神需求之间，它达到了合理平衡，可以说值得其他作家学习。它对于人类所在的整个宇宙的结构无疑了解得较为透彻，宇宙是作者口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是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扩大化。在“黑暗森林”的社会学思想实验中，人和人类文明被投掷到莫测的宇宙空间，苦苦探寻着出路。在年《科幻世界》杂志主办的科幻创作年会上，大众化写作成为编辑们一再强调的主题，与一些渴望表达个人诉求的作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笔者认为，科幻总归还是一种大众文学，在国内科幻文学整体接受程度不高的情况下，的确应该着重考虑大众的认知需要，只有强化认知功能，才能有效地传递理念，满足预期读者的精神需求，成就优秀的结构性寓言。要之，《三体》和“黑暗森林”法则不应后无来者，而应是引领国产科幻小说繁荣的成功范本。最后，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就是“黑暗森林”法则背后的作者意识，其背后浸润着作者崇高的乌托邦欲望。一般来讲，乌托邦(utopia)这一名词通常并不被描述为一种文学类型，而是指代以莫尔文本为源头的新世界规划蓝图，政治色彩浓厚，并被频频强调和垢病其在实践方面的不可实现性。在国内，可能大多数人对乌托邦的看法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上。然而，恰恰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乌托邦进行了更深层面的新阐释，不论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所作的巨著《希望的原理》，还是以苏恩文和詹姆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科幻研究者的追根溯源和推陈出新。
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19世纪初玛丽·雪莱创作出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而在此之前，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就已问世。从内容主题看，乌托邦的各种定义和特征一直充满争论，其中许多易于与科幻小说产生混淆。其实，与科幻小说有着多方面相似的文学类型有很多，比如神话、田园牧歌文学、乌托邦以及反乌托邦等，达科·苏恩文把所有这些概括为“亚文学类型”，学术上统称“乌托邦思想文学”，认为它们与生活密切相关、以人类命运为目的，同时给出以下定义:“乌托邦是一种对特定的近似人类社会的状况的语言文字建构，在那里，社会政治机制、规范和个人关系是按照一种比作者的社会中更加完美的法则来组织的。这种构建是以一种从拟换性的历史假设中产生的陌生化为基础的。”他还总结出乌托邦的四个共性特征:(l)一个完整的和隔绝孤立的地点;(2)以全景式的扫描表达出来;(3)一个形式的等级系统成为乌托邦的最高秩序，因而也是最高的价值;(4)一种隐含的或明显的戏剧性策略(DramaticStrategy)。
虽然大部分科幻小说能满足这种界定，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乌托邦，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某种变体，借用苏恩文的比喻就是“即便不是乌托邦的亲生女儿，也是乌托邦的一个侄女”，即由此衍生又有所发展。以“黑暗森林”法则为例，作者显然发掘出了比传统乌托邦更为广阔的天地，但虚构世界的框架和核心的社会学思想实验部分都体现出乌托邦思想文学特征，都是作者乌托邦欲望的极致推演。
不同于一般乌托邦计划的封闭或飞地式的狭小空间，“黑暗森林”法则以整个宇宙为虚拟实验场，成为这个有限系统内部的至高秩序和价值所在。当然，如果不联系整部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反乌托邦，尤其是拥有圣母般慈悲的女主角程心厌恶威慑纪元相对安全却黑暗的图景，成为执剑人并反对托马斯·维德一派，导致地球文明步人灭亡。这一情节看似是对女主人公象征的爱、道德、人性的莫大讽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源应该是作者的一种反乌托邦欲望，刘慈欣曾承认创作期间对社会学实验的狂热转向源于自己的一个发现，即现实世界中的正义、邪善与恶，在科幻世界中只有在相应的世界形象中才有意义，但系统全面地分析作品，就会发现这只是他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迟疑，“黑暗森林”法则也不过是变幻无穷的宇宙的一时之态。
地球文明走向灭亡后，作者曾通过程心和关一帆的视角，呈现给读者一个短暂的小型乌托邦—由云天明赠予两人的小宇宙。这个由低速黑洞改造的小宇宙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的乌托邦，良好的安全性和封闭性保证了小宇宙内田园牧歌生活的稳定延续。如果故事至此结束，只能算后退式保守主义。真正令三部曲体现出世界级科幻水平的是结局的大转折，程心二人在责任心感召下，决意让小宇宙中的质量回归到大宇宙中去，构成了作者所言的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探索之复归，也为读者展现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另一种可能:宇宙再次成为一个庞大的整体，不论是“黑暗森林”法则下互相牵制和藏匿掩饰的大小文明，还是歌舞升平的十维田园宇宙这个极为宏大的乌托邦愿景，都是它在不同时期的状态，死神永生，希望也永生，所谓的整体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永恒，拓宽了乌托邦概念的界限。
余论
由上看来，“黑暗森林”法则算是一种“批判性的反面乌托邦”，这被詹姆逊描述为“正常的乌托邦的否定性远亲”，“被一种重要的激情所鼓动，从而抨击并警告政治领域的乌托邦计划”。它也是作者乌托邦欲望的显现，是一种具有自反性的愿望的满足形式，在精神分析层面可被直接概括为“乌托邦力比多”，简单来说就是作者在构建虚拟的乌托邦世界时对于本我中创作欲念的一种追逐与释放，体现了作者内心最深层的潜意识，同时也是现实经验到想象变体所经历的变幻和创造的途径。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谓“作者”并非只是指现实中的刘慈欣本人，而是从现代出版审核制度出发，考虑进大众化写作对于所面向的读者的预设以及由编辑和审查制度带人的社会约定俗成的部分，是所有这些因素在原作者笔下共同发酵而成的功能性“作者”概念，因此，通过对文本的各种解读直接指向原作者的政治倾向并不合理。
“黑暗森林”法则和回归十维田园宇宙所体现的愿望满足方式充满了自反意味，构成了一个类似于佛教轮回说的世界。文本结束了，故事却远未结束，循环往复的乌托邦本身也并未终结，而是转换为开放式的结构，形成读者自愿参与并建构的乌托邦。这恰恰也是科幻文论所言的戏剧性策略，认知、升华和思想实验在此交织，焕发出独属于科幻的魅力色彩，那就是唤醒每个人心中那只沉睡已久的想象困兽，拨开迷雾，柳暗花明。
通过认知、升华与陌生化等多种手法，刘慈欣成功将自己的乌托邦欲望转化为作品与思想实验，展现给读者一个形式美感与思想意义兼具的科幻世界。在现代社会，后现代危机表现在方方面面，消费主义逐步转换和代替了人们原本的欲望，大众传媒构造出的大同小异的世界观正在将个体逐步收容为“大众”，人类曾一度向往的未来美好愿景却被日渐忘却，在众生喧哗之中被扭曲和异化为对于人类整体文明某些边角的过分偏向。在这种情况下，像“黑暗森林”法则这样具有警示意义的乌托邦意象和从整体主义思想出发的《三体》便显得尤为珍贵和瞩目。
（本文节选自纪建勋、郑思旷《形式、意义与结构式寓言——刘慈欣三体“黑暗森林”法则新探》）
本期编辑：爬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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